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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究远：对民间故事叙事形态与文化释义的思考
四年前，在博士论文搁笔之时，我最遗憾的是钟敬文先生将“巧女故事”这颗珍贵的种子交付给我，但当它长成一株幼苗，先生却无法为它的新绿而展露微笑。在钟先生离世五年之后，写下这篇文章，心中除了怀念的痛楚之外，更多的是在回溯了先生对类型学的执着和对文化学的坚守之后所引发的思考。
最初接触巧女故事，认为它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中国巧女故事的文本储量与研究成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巧女故事的产生和流传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期，这使它的传播范围几乎涵盖全国，也造成了这类故事文本储量的极大丰厚。但相对于故事文本的丰富性而言，巧女故事的研究成果是比较匮乏的。在20世纪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进程中，巧女故事虽然引起了包括钟敬文在内的诸多学者的注意，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与之相关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非常充分地展开，除类型方面的研究略为深入外，其它方面都是浅尝辄止的。
但在沉吟数年后的今天来看，巧女故事真正引人探究的原因，其实应该是故事想象与生活实际的悖反，以及由此引发对民间故事口头叙事特征的思考。在我求教于先生时，他曾特别强调巧女故事中对巧女地位及其智慧的强调，与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状态有着较大的落差。这种落差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考虑与阐释的问题。譬如，巧女故事对女性智慧的颂扬是勿庸置疑的，但巧女是作为一种负载文化含义的符号，还是具有独立意识的标识？巧女故事所传达的是女性在叙事中的权威，还是女性在文化上的权威，抑或是其背后还具有更深的文化意蕴？这一系列的问题既是吸引学者探究的要点，同时也是容易造成误读的关节。
二十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注重的是探讨故事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尤为关注民间故事的历史价值和它在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功用。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以往的巧女故事研究，更多地运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来解读故事的文化内涵，并以此为据评判故事的思想价值。这种解读方法实际上带来了不少弊漏，尤其是，在以这种方法获得的结论中，更多地透射了研究者的主观思想，而非故事文本所传达的民众认知。研究者有可能将自己的解读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避免的或随机的现象，从而夸大民间故事的社会意义或设想出某种脱离于历史的女性生活观。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以往文化解读式的研究中，忽视了民间故事作为口头叙事文学的形态特征，以及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们知道，民间故事的文本不是由书面语言建构而成的，而是民众口头讲述活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民间故事的讲述只能服从于民众口语思维和表述的特点，比如对故事事件的单线性叙述、对叙事话语或事件的重复等，民众必须经由适应于口头传承的模式化叙事结构，来传达自己意图展现的思想或欲求。换言之，故事文本所能传达出来的文化观念或其它相关的文化信息是受其叙事结构与形态特征限定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对巧女故事形态结构的把握，基本限定在情节类型的归纳上，但由于学术眼光、研究目的、以及材料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各类型索引所归纳的巧女故事类型体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错位和缺漏现象。如果细品钟敬文先生对类型学的执着和对文化学的坚守，就会发现，先生指引给我们的民间故事研究之路应当是在理清故事的叙事特征与形态结构之后，再去挖掘接近于文本事实的、隐藏在文本深层的文化信息。如今，钟先生已经远行，但我相信先生希望我们“把眼睛盯着未来……” [19]。因此，如何更新或重建叙事形态的结构分析模式？如何在叙事形态研究与文化内涵研究之间构筑或寻求一种中介，使前者能成为后者的基础或前奏，从而将两种研究方向统合在同一个具体对象的研究实践里？好好解答这些问题，可能才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注释：
[1]巧女故事的流传范围是广泛的，就目前所掌握的故事资料看，它的范围几乎涵盖全国。而且，它的传承历史也是相当久远的，早在晋《裴子语林》上卷中记载了两则巧妇能言善辩而压倒文人的故事。
[2]当时的民间趣事在分类上类似于今天的笑话。这些故事集主要包括：《徐文长故事》（1927，共5集）、《徐文长故事外集》（上、下集）、《新仔婿故事》（1928）、《巧舌妇的故事》（1928）、《民间趣事新集》（1929）、《三儿媳故事》（1930）、《穷秀才的故事》（1931）、《趣联的故事》（1932）、《贪嘴的妇人》（1932）等。
[3]在这一时期，学界对民间趣事的探究主要集中在徐文长故事和呆女婿故事两个系列上。譬如周作人（笔名扑念仁）、李小峰（笔名林兰）就在《晨报附刊》（1924年7月）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徐文长故事的讨论文字。
[4]钟敬文：《波斯故事略窥》，《民俗》，第1页，1928年，第21-22期。可以说，对类型研究方法价值的认识“导致了钟敬文在30年代初写下了《中国民间故事型式》、《蛇郎故事试探》、《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等文章，特别是后二者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反响，并奠定了他在中国民俗学界的地位。这些论文已完全不是从审美的或文艺学的角度出发，除了对传说故事本身的演变进行分析之外，重要的是分析故事及其演变中表现出来的文化的、观念的、象征的含义。”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 1918～1937）》，第12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5]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是歌谣学运动以来，所倡导的地理的研究方法（即同一母题的分类比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故事类型的研究往往就是地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成为其后故事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6]钟敬文《呆女婿故事试说》，原载于《民俗》第7 期（1928年5 月2日），转载于《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57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7]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原作《中国民谭型式》，刊于《民俗学集镌》第1辑，1931年7月，转引自《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42－356页。
[8]在这一时期，钟敬文先生的研究并非是无独有偶的。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1937）也是同期备受瞩目的类型学研究成果。艾氏概括的306个类型中，有关巧女故事的类型被划分在滑稽故事的第28和29型里，共包括13个亚型：机智的行为，完美的回答，她做衣服，解救丈夫，感动公婆，名字禁忌，拒绝，赛诗，猜来访者的名字，被猜中的谜，图画信，择偶Ⅰ、Ⅱ。
[9]祁连休、冯志华编著：《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
[10]金荣华：《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台北：中国口传文学学会，2000年1月。
[11]在丁乃通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有关巧女故事的类型包括：851C﹡赛诗求婚，875聪明的农家姑娘，875B1公牛的奶，875B5聪明的姑娘给对方出别的难题，875D在旅途终点遇到的聪明的姑娘，875D1找一个聪明的姑娘做媳妇，875D2巧妇解释重要的来信，875F避讳，876聪明的侍女与求婚者们，876B﹡聪明的姑娘在对歌中取胜，876C﹡聪明的姑娘帮弟弟做功课，876D﹡巧妇思春，879C﹡巧女使兄弟免遭监禁，956B聪明的少女，在家只身杀贼，980A半条地毯御寒，1384﹡妻子遇到和丈夫一样笨的人，1441C﹡公公和儿媳。
[12]《中外机智人物故事大鉴》的重点是机智人物这个研究整体，因此，著者在划分机智人物故事类型时，没有明确标示巧女故事的类型，不过从其各类型解释中的故事举例判断，与巧女故事相关的类型包括：计惩色鬼型故事、公鸡蛋型故事、三解难题型故事、写寿屏型故事和智断牛案型故事。而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㈠》中与巧女故事相关的类型有：875巧女妙解两难之题，875B.1姑娘巧解公牛奶，875B.5巧姑娘以难制难，875D巧媳妇妙解隐喻，875D.1巧姑娘妙解隐谜，875D.2巧媳妇妙悟或妙寄家书，875F巧媳妇避讳，876巧媳妇妙对无理问，876B﹡姑娘诗歌笑众人，893酒肉朋友，980B跌碎饭碗劝婆婆，983少妇巧医单相思，1517我的东西更值钱。
[13]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序》，《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丁乃通著，郑建成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7月，第5页。
[14]杨利慧：《历史关怀与实证研究——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思想研究之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29页。
[15]钟敬文：《民间文学述要》（1986），《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2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第28页，
[16]关于这一问题讨论文字，详见《把我国民间文艺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79）、《建立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在昆明〈思想战线〉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1980）、《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1983）等文。录于《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第505-513页，杨哲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
[17]钟敬文：《略谈民间故事》（1955），《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28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18]钟敬文：《歌谣与妇女婚姻问题》（1953），《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第72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19]钟敬文：《作者自序》，《中国民间文学讲演集》，第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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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07年第3期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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