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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人的历史比学科更长久
——岳永逸的燕京、辅仁民俗学史研究述评
  作者:刘晓春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23-08-18 | 点击数:7802
 

  知往鉴今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句话理解学科史,意味深长。

  围绕某一特定领域进行研究的人及其知识生产,是学科史既成的“历史事实”,而围绕这些人物、事功进行“考古发掘”生成的叙说,则是学科史不断生产的“历史真实”。学科史作为历史叙写的一种,之所以不断被发掘、阐发、言说、叙写,乃是因为人们总是希望借古喻今或者知往鉴今。也就是克罗齐所说,“当代性”,“是一切历史的内在特性”。学科史也不例外。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认为历史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而且是综合统一,不是抽象同一。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克罗齐将博学的、冷漠的语文性历史,温情的、忧郁的、思乡的、失望的、听天由命的、满怀信心的、快乐的形形色色的诗性历史,以及表现道德意志的演说性、实用性和倾向性历史,等等,统称为“伪历史”。历史与这些“伪历史”的区别在于,历史是“活的历史”,是“当代史”,是“思想行动”,是“精神行动”。“精神”是历史的原则,只有从这一原则出发,才能理解历史思维的实际进程,“精神每时每刻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全部以前历史的结果。因此,精神含有其全部历史,历史又同精神一致。”在历史叙写者强烈的自我主体性的烛照下,那些确实的资料在叙写者熔炉般的胸中变为真实,“语文学联合哲学”,历史得以产生。

  从历史叙写的角度看岳永逸的燕京、辅仁民俗学研究,同样具有其强烈的自我主体性。除了强调从“小人物”的角度叙写学术史之外,他还特别强调燕大民俗学研究的在野性、反抗性。岳永逸在此处阐发的“在野性”,也许受到日本民俗学的历史与学术理念的影响。在1958年正式进入大学体制之前,日本民俗学被称为“在野之学”。这一时期一直是在柳田指导下,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之外进行研究的学问,强调亲身调查,认为学问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一说法后来往往与学院派民俗学相提并论,并且带有一定的批判性。有感于民俗学越来越学院化,日本民俗学家福田亚细男、菅丰等都提倡重归“在野之学”。菅丰更提出“新在野之学”的构想,旨在寻求学院派民俗学者、公共民俗学者、各类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等多样化行为体的协同合作。他定义的“在野之学”包括学问的民间性、田野现场的重要性、利民的实践性以及与权力、权威、学院派的对抗性。如果说柳田时期的“在野之学”只是代表一种学问的非体制化的状态、经世致用的目的以及资料获取的方式,那么,菅丰所定义的“在野之学”则有了重返之后浓厚的意识形态取向,坚持田野现场、抵制体制规训、反抗学术权威、强调经世致用,等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岳永逸特别引用了日本民俗学者岛村恭则的民俗学定义,意在借题阐发民俗学从起源之时就天然地对抗启蒙主义、霸权主义、主流与中心的学术追求。

  正是出于这种历史“精神”,他认为辅仁的赵卫邦1942年发表的《扶箕之起源及发展》,表面看来似乎是与时事无关,但如果置于20世纪前半叶灾难深重的背景下进行观照,则可发现赵卫邦将扶箕视为人类共有且普遍之文化的观点,这种出于对事实本身尊重的实证主义态度,体现了民俗学固有的不随波逐流的“反抗性”、内发性、在野性、跨领域性和世界性的本质特征。而燕大李慰祖、陈永龄、权国英等人关于四大门宗教、庙宇宗教以及家庭宗教为主体的乡土宗教民俗学志,不是将这些乡土宗教定义为“迷信”,而是一种社会制度,强调它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看到它们对于个体、家庭、社区、社会的积极、合理的一面。燕大毕业论文对空间(房舍、村庙、四合院)民俗、时间民俗(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化)和“心意”民俗(乡土宗教)的“热描”,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来的诸多民俗学志,其中的民俗不再是乡村建设需要提升、整改的目标,而是民众正在传承、享有甚或创造的生活文化。他认为这些研究皆具有非凡的学术意义,原因在于体现了作者们对人性的自省和张扬,在于作者们将诸多形形色色的个体视同最普遍意义上的、有着生命尊严的大写的人。而这种意义,正是关注日常的、在野的、世界性的民俗学应该有、必须有、已经有的底色。

  多余的话

  民俗学究竟是学院的,还是实践的?民俗究竟是琐碎日常,还是华彩乐章?时不时会被学者用不同的话语包装之后拿出来讨论,以表明各自的学术立场。如果从民俗学学术发展的历史看,这些辩论,只是学术的不同声音,并不能代表哪一种说法就具有天然的正确性。不过,如果我们认同民俗学的底色(我姑且理解为终极意义、终极追求)是通过日常生活关注有着生命尊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通人,那么,无论是学院的还是实践的民俗学,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则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至于是关注琐碎日常的一地鸡毛,还是华彩乐章的宏大叙事,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普通人在其中是否存在?普通人是否有自己的表达?究竟是单一的叙事,还是互为主体性的叙事?因此,在充满误解和冲突的当代社会,对于司礼义等人的外乡人文化叙写,笔者更愿意发掘其超越“土著”之上的文化间相互理解的意义和价值。在普通人的生命尊严尚待尊重、普通人的主体性尚待高扬的时代,更值得民俗学者从李慰祖、陈永龄、权国英、赵卫邦等人的“热描”与“冷静”中,学习领悟他们基于实证的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共情。至于学科的争执,在人的生命尊严面前,终将黯淡失色,毫无意义。毕竟,人的历史比学科更长久。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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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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