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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俗志的深度描写应基于“语境中的民俗”视野的田野调查
由于过去大部分民俗志内容较为浮泛简单，造成相关学科的某些学者对民俗志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志就是一种内容简单类同的文体，可以批量生产的，只是为本学科或别的学科的研究者提供资料的。进而造成有些学者喜欢从这个角度对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区分，认为民族志才是一种有理论追求、有深度描写的学术文体。在此情况下，学界对“民族志”与“民俗志”的区分进行了讨论。高丙中认为民族志是“我对他群”的记述，民俗志是“我对我群”的记述。从用词和翻译上说，英文“Ethnography”翻译为“民族志”其实并不很妥当，应该为“族群文化志”。“民族志”的“民族”不一定指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是族群的意思。而民俗志的记述对象虽是“我群”，也属于族群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与民俗志又是相通的。一般人类学爱用民族志，民俗学则习惯用民俗志，其所指有所不同又有所相通。还有一种看法是，民族志要求有理论方法，不只是现象资料的罗列，而民俗志对理论建树没什么要求，只是描述一个地方、族群的现象资料就行，所以民族志不可能一个工程就可以做几千个，而民俗志就可以。这种看法就过去的民俗志写作史来讲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能作为根本原则性的阐释，因为过去的民俗志不等于标准意义的民俗志，不能作为未来民俗志的范本。事实上过去的许多民俗志是问题很大的，主要是在理论方法上很欠缺。民俗志并不意味着现象罗列，不讲理论方法，它也完全可以有很高的理论方法的追求，或者有出于前沿的理论方法的严格操作规范，也可以而且应该对民俗文化做出深度描写。
前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民俗志成果，是我们乐意利用引证的宝贵资料，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资料是缺乏语境信息的较为粗疏和不完整的记载，使用起来有很大的缺憾。比如关于民间文学的记载，过去关于民间文学的搜集、调查工作重点放在作品文本上，而对于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生活背景、社会功能等体现民俗整体性的内容载录很少。近年来随着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的引进，注重民间文学的表演过程、社区生活情境等成为前沿性学术倾向，这也是更符合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根本特征的做法。但是过去的大量民俗志资料却是缺乏表演性内容的。过去这些不大好用的民俗志就可归为“浅度描写的民俗志”。造成浅度描写的原因主要是延续现代民俗学体系出现之前的传统风土志的写法，缺乏较完善的现代民俗学理论、方法的吸收和运用。这种民俗志的作者或者是凭印象信笔而作，不去田野做访谈，或者是虽进入了田野，但因调查搜集资料的学术理念所限，只是注意了一些表层的简单的现象，比如搜集谚语，只是搜集了谚语的词语，忽视了谚语的使用者身份、使用场合、社会功能、相关文化背景等情况。这种不完善的调查和写作实际上造成了调查者的精力浪费，据此写出的民俗志只能做出浅显简单的记述，是令人遗憾的。
重视民俗的语境必然重视田野调查，只是坐在书斋中凭印象和雅兴而写作肯定写不出具备充分语境要素的民俗志。但是进入田野并不等于抓住了民俗的语境。就不同调查者的学术观念而言，田野不等于语境。如果没有“语境中的民俗”的理论视野和调查方法，从田野中得到的资料仍然可能是风干的标本。“田野”只是一个表示笼统的混沌的客观存在范围的词语，而“语境”则是有系统明确的所指的术语，代表着一套精细的可操作程度很高的学术思想与方法论。具备“语境中的民俗”的理论素养下到田野，怀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追求来观察民俗生活和问询访谈对象，就能够收获到具备充分语境要素的田野资料，为民俗志的深度描写打下必要而坚实的基础。
最后说明，本文讨论主要针对符合传统志书规范的传统意义的民俗志，即强调特定地域范围内民俗的“面上”概括记述、讲究“述而不论”文体风格的民俗志，这种民俗志以地方政府组织编纂的地方志民俗卷为代表。本文旨在探讨民俗志书写如何做到既符合这种“传统标准”意义的民俗志的文体规范又增加其内容的语境信息。笔者近年来参加《浙江通志·民俗志》的编纂工作，得到该书主编的支持，曾将本文初稿提交编委会，并为此举办专门会议研讨，试图推动该书按着本文的学术原则加以尝试和探索。该书后记对此探索有所记述：“修志一直有严格的体例要求。尤其是本轮修志，从国家到省级，均结合当前学术文化发展的现状，制定了更加符合学术规范的志书体例编纂要求……关于点面关系。民俗不能仅仅是概括，否则抽象的结果就是没有活态民俗。因此民俗志有别于纯工作性质卷的‘点面关系’，即既要有一定面上的概述，又要突出点，突出细节，这是其的特点。《民俗志》试图在某些章节采取‘事项与事件’结合，选择‘有特色、代表性的细节’，进行‘民俗志书写范式探索’试探性的创新。编纂时要尽量做到既符合传统志书体例，又适应当代学术变化的要求。关于‘新民俗’。既要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民俗活动、事项等，更要注意民俗学的基本规范。尽可能按照‘先讲清传统的、再讲变迁的，最后讲一下新近发生的新现象，妥善处理……关于‘述而不论’与学术性结论。志书文字以述为主，述而不论，但考虑到‘民俗志’也即民俗学的特殊性，在必要的地方，可保留必要精炼的学术性论述，最好是权威的学术性结论，但必须避免过多论述。”但由于这种探索必须以大量的有明确规范的田野调查为基础，而该书的编纂因为时间、经费等方面的限制，并没有为此进行足够的田野调查，最后的成书内容虽然在这种探索上有所体现，但总的说来体现不多。李松主持的《中国节日志》丛书和刘铁梁主持的《中国民俗文化志》丛书都在增强民俗记述的语境信息方面有显著的成效，并且比较成功地奠定了各自的民俗书写范式。但二者都已大规模突破了传统志书的书写体例。前者按严格的田野调查规范记录语境信息，使其成果作为民俗资料的确切性和可用性大为增强，不过虽名为“志”，实际其以特定时间地点的节日活动记述为主的文体接近于田野调查报告。后者突破了因循民俗类型划分的条块分割框架，在民俗的深度描写和学者解释方面显著增强，不过对目标区域的非“标志性文化”则很难全面兼顾记述，相对于一般通行的民俗志文体而言走得较远，确已成为一种探索性的新型民俗志。二者的民俗记述文体与本文旨在探索保留其基本规范而又加以革新的传统意义的民俗志文体是不同的，但对民俗记述注重语境信息的学术追求则是一致的。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文章来源：《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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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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