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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崇拜从神话逐步发展出敬惜字纸的民间习俗
汉字崇拜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也是不断发展的。从先秦时代就出现的“仓颉造字”神话经过不断发展，日渐完善，并逐步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汉字的崇拜出现在各种地方政府的《惜字条约》中，也存在于民间敬惜字纸的习俗中。
汉字最初是刻在甲骨或铸在青铜器上的，再之后书写在竹木简或丝帛上。那时候的文字崇拜是否发展到爱惜一切写有文字的材料，目前尚未见到直接证据。杨宗红、蒲日材认为道教崇拜符箓、佛教崇拜佛经、儒教崇拜圣人之书，“……儒释道三家均有字纸崇拜”。但是，我以为道教符箓、佛教经书和儒家经典跟一般文字有重要区别。道教信众崇拜符箓，佛教信众崇拜佛经，儒家知识分子崇拜圣人之书，这些都只是崇拜自家的神圣经典。早期的文字载体（甲骨、青铜器等）成本很高，文字应该主要用在记录所谓的“经典”和重要事务方面。崇拜经典是不是附带着崇拜文字难以确证，但是，当纸张发明以后，文字载体的成本大为降低，文字逐步得以普及，也用来记录日常生活的需要。写着世俗内容的字纸是否依然神圣？这才成为一个问题。后世的敬惜字纸习俗是珍惜一切写有文字的纸张，包括经书和一切废纸，但不包括未用的新纸。所以，杨、蒲二位所列不能算作真正的敬惜字纸。
纸的普及大约在魏晋时期。目前已知最早的敬惜字纸言论出自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静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这段话把敬惜字纸的理由归结为尊重儒家经典和圣人，但是，经典的范围扩大到写有经义和贤达姓名的“故纸”，这就开启了敬惜一切字纸的先河。敦煌变文《庐山远公话》云：“自从远公于大内见诸宫常将字纸秽用茅厕之中，悉嗔诸人，以为偈曰：‘……《长扬（杨）》并五策，字与藏经同。不解生珍敬，秽用在厕中。悟灭恒沙罪，多生忏不容。陷身五百劫，常作厕中虫。’”这里所说的“字纸”不一定是经书。偈中所说的《长杨赋》是扬雄的文学作品，五策是政治奏议，当然都不是经书，但因为它们的文字与佛经相同，因此被认为是必须“珍敬”的，不得“秽用”，这是典型的敬惜一切字纸的行为了。
从《颜氏家训》《庐山远公话》可知，后来民间广泛流传的敬惜字纸习俗的确跟儒家和佛教信众崇拜经典有关系。道教文昌帝君信仰在敬惜字纸习俗的形成过程中影响也很大。据说他主要掌管文运和科举，明清时期其神职扩大到驾驭神鬼、降妖除魔、祈雨、求子等领域，跟普通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于是百姓也越来越崇拜文昌帝君。而在文昌帝君信仰中敬惜字纸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文昌帝君劝敬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真诠》等劝善书在敬惜字纸习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爱惜字纸就能得到神灵保佑；糟蹋字纸，就将遭受各种报应。一打一拉，影响不可小觑。
敬惜字纸的习俗表现在很多方面。第一，对废弃的字纸不可乱用。不能随手包东西，不可用做手纸，不可践踏等。第二，废弃的字纸要妥善保管。第三，需要丢弃的字纸要深埋于净土之中或焚化。第四，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专门的组织，例如惜字会、敬字社等。其中天津的崇文社、德文社、广善社、拾遗社等还在每年三月初三到文昌宫焚化字纸。
这里再补充一些关于如何焚化字纸的材料。各地的《惜字条约》普遍都规定了：街坊里社村墩，都应该在洁净之处，公设惜字亭一所，用来焚化字纸。其实，在文昌帝君庙和学堂中，往往都有类似建筑。其他一些庙宇也有在庙前建惜字炉的，专门供善男信女用来焚化需要丢弃的字纸。我在浙江诸暨的古代学堂内，就见到了一座惜字亭。它是当时师生用来焚化字纸的。其实具有同类功能的建筑在其他地区还有别的样子，如高塔形状。这些建筑的名字不尽相同，有“敬字亭”“惜字宫”“惜字塔”“字库”，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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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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