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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仰的淡化：技术进步与民俗延续
“戴春鸡”是立春时节的一种以预防疾病为基础的婴幼儿养育习俗。表面上看，这种一次性习俗实践延续的时长约有三天，但田野调查表明这在沛县地区则是一个跨越春夏两季的信仰行为。具体而言，“春鸡”在立春后第二天被家长从婴幼儿臂膀处取下，并在本家大门上悬挂七至十天，俗称“挂红子”。之后，还要将此包有“春鸡”的“红子”谨慎保管于婴幼儿枕席下，直至年中——农历六月初一（俗谓“小年”或“半年”）的正午——于家中祭拜“老天爷”时，方能与纸钱一同焚化于火盆，是为“交红子”。至此，一次“戴春鸡”行为方告结束。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延续半年的习俗惯制，除了检验“看花人”所道“吉语”是否能保障婴幼儿不受天花病毒侵扰，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要在“小年”时，借助敬奉“老天爷”的契机，祝祷痘神的持续护佑。
那么痘神究竟是谁？受访者并不能给出答案。通过翻阅明代以来的《沛县志》可知，在沛县境内并无专供痘神的庙宇。不过，部分受访者也曾提及痘神是女性，这似乎正与配侍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痘疹娘娘”相合，而沛县境内也曾建有碧霞元君祠。可是受访者并无前往碧霞元君祠进行祭奠的历史记忆，就连祭祀“老天爷”也均以个体家户的堂屋为神圣空间。因此，作为附带性祭祀对象，痘疹娘娘也是在这一人设空间中得以祭祀，而这似乎也是为什么有些当地居民会视其为“家神”之一的原因所在。与缝“春鸡”时的情形相似，一些曾参与缝制的近邻也会在祭祀完成后来到这户人家，为其幼子送上祝福。尽管这种祭祀活动略显简单，甚至只是在摆有香烛供品的桌案前磕头三下，便开始焚化纸钱和“红子”，但这种习俗规范正显示了人们的信仰心理。此外，如果我们将视野转至“看花人”，就能理解她们为什么会是一群中老年妇女。这似乎暗示了这些中老年妇女或是“痘疹娘娘”派驻人间的一种“使者”，而“红子”则是由她们代为“施法”的“信物”或“契约”。因此，“交红子”或可被视为一种基于防疫祈愿之实现和对痘疹娘娘之感恩的庆祝方式。或许，正是由于“看花人”的存在，及其在立春时节的“巡视”，才使“天灾人祸”频发的沛县地区不曾断绝这一习俗。
从本质上讲，基于信仰心理产生的“戴春鸡”习俗，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天花病毒在传统社会的肆虐，但生活于这种情感慰藉下的人们，大胆尝试各种治疗方法并把经验总结下来，从而为后世的进一步深究与最终消灭天花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从历史典籍看，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较早记述了当时的诊治方法：“取好蜜通身上摩，亦可以蜜煎升麻，并数数食。又方：以水浓煮升麻，绵沾洗之。苦酒渍弥好，但痛难忍。”据此可知，东晋时期的天花治疗主要采用外敷之策。唐孙思邈《千金方》中也曾介绍过一些方剂，并提出“以毒攻毒”的防疫策略，即取天花患者疮中脓汁敷于皮肤加以预防，但其效果并不明显，甚至陷入无法控制病毒传播的境地。然而，后世之人并未停下探索脚步，而是在结合前人所获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以毒攻毒”的防疫方法。
古代医典和后世研究表明，我国是世界上首个发明并使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的国家。明董玉山《种痘新书》认为，唐开元年间（713-741）有“江南赵氏始传鼻苗种痘之法”。虽然现代医学界对此尚有争论，但这或可说明人痘接种术在唐代已有萌芽。清朱纯嘏《痘疹定论》记载：“宋仁宗时丞相王旦，生子俱苦于痘。后生子素，召集诸医，探问方药……‘峨眉山有神医能种痘……所种之痘称为神痘’……（神医）曰：‘此子（素）可种！’即于次日种痘。至七日发热，后十二日，正痘已结痂矣。”此文虽具传说性，但同为清代官编医书《御纂医宗金鉴》所记录，只是此书所载时间乃“宋真宗时（997-1022）”。古代医师中亦有人认为，人痘接种术是明代才发展起来的预防手段。清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写道：“又闻种痘法，起于明朝隆庆年间（1567-1572），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之异人，丹家之传……当日异传之家，至今尚留苗种，必须二三金，方得一枝丹苗……时当冬夏种痘者，即以亲生族党姻戚之子女传种。留种谓之‘养苗’。”以上引述表明，宋代以降的天花不仅多发于婴幼儿，其预防对象和“痘苗”获取途径也以婴幼儿为主。
然而，人痘接种术并非一劳永逸，相反还极其危险。清人张琰在《种痘新书》中指出，“苗顺者十无一死，苗凶者十只八存”。康熙在《庭训格言》中虽极力推崇“人痘”——“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但他也相当谨慎，相关医师同样如履薄冰。乾隆时太医郑望颐曾有言，“假使一庄之中有百儿出天花……若能八、九十收成，人咸称太平痘矣”，而“今若种百儿之痘，设或损伤四五个，则必责罚种师”。尽管如此，人痘接种术的发明与延用依然在预防天花病毒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非一蹴而就的医疗策略，更何况这种方法也非所有人都能“享用”的“保命”手段，甚至某些个体或群体并不信任这种防疫方法。因此，寄希望于虚拟之神的信仰行为，则给戴春鸡习俗的千年传承奠定了心理基础。
虽然西方社会在治疗天花的过程中也曾极力探索预防办法，但在人痘接种术传入欧洲之前，相关防治手法并不理想。有学者曾统计，“仅欧洲在18世纪百年间，惨死于天花的人数就多达6000万，平均每年有60万人丧生”。不过，“正因为人痘接种术为当时预防猖獗一时的天花病提供了一种比较安全有效的方法，所以它不仅在16世纪后期已遍于华宇，而且很快地流传海外”，而“欧洲人的人痘接种术主要传播路径是由俄国—土耳其—英国—欧洲”，并“直接导致了英国乡村医生琴纳牛痘术的发明”。尽管1796年试种成功的牛痘接种术并未立即返传我国，但这种预防手段却在人痘接种术的基础上有效遏制了天花在欧洲的传播。
19世纪初牛痘接种术才进入我国，并在随后的试用中得到推广。正如上文所言，我国古代医学家早就认识到人痘接种的危险性。清代医师邱熺曾言：“絮鼻、吹苗等法，使苗气骤达五脏，内毒亦遽于五脏而发，故发之暴而顺险不常，纵能先事预防，犹莫必万全无失。”从现有资料可知，刊行于1805年的《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是最早介绍在中国传播牛痘接种术的专著，而上述《引痘略》则是邱熺采此书之精华，并结合中医理论与亲身实践撰写而成。在《翻译洋医种牛痘原说》中，邱熺详细介绍了牛痘接种术首度进入我国的过程——“嘉庆十年（1805年）四月内，啤嗗船由小吕宋以婴儿载传痘种至奥门，其本国医生偕奥门医生照法传种”。由此可见，牛痘接种术是从英国经小吕宋（今菲律宾）到奥门（今澳门）再到广东，进而传行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其实，不论是医学界还是普通百姓，对牛痘接种术的接受同人痘接种术的本土产生一样，都是过程性的。此外，尽管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清末民国（乃至今日）的“中西医大论辩”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土防疫手段的继续推行，但相关史料表明这两种防疫技术不仅并存，且因时局动荡均未得到很好施用。尽管“牛痘术的东传又进一步提高了人类战胜天花的能力”，但“人类社会是由几十亿个个体所组成，人们无法做到在同一个早晨使全部个体都接种上牛痘苗”。因此，就广袤的中华大地而言，以“戴春鸡”为代表的立春习俗之所以能在防疫技术的不断进步中维持“生命力”，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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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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