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论文

　　（二）对史诗文本的影响

　　史诗文本是史诗演述的核心元素，也是史诗录制的重点任务。从笔者田野经验来看，“音像”在场对史诗文本的影响主要有这样一些情况。一是对史诗文本的积极影响。如果说演述者及受众一开始对音像设备及音像在场习以为常，这些外界带来的干扰因素也相应地降低了。这在一些被国家各级部门评定为“非遗”传承人的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当外来访谈者、拍摄者纷至沓来，经过多年的锻炼，这些传承人已经“久经沙场”，积累了一套有效应对外来者或“音像”在场的经验。甚至某一方面，这些“音像”在场因素对演述者的史诗演述产生积极的影响。张润平在甘肃岷县搜集“花儿”时，把“音像”作为主要手段，他在现场中用“上电视”“要出书”“要作为资料永久保存”，这样的言语来鼓励歌手的演述积极性。通过上电视、出书、进入资料库，乃至成为各级“传承人”可以把自身的文化资源转换为象征资本、经济资本，这也是演述者或传承人对此保持积极性的原因所在，这种积极性对史诗文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笔者于2013年春节期间在树枝村调查时，对石宝寿演述的史诗《黑白战争》做过“音像”录制，但当时的录制环境并非是在仪式中进行的，只是单独地录制了这一个史诗文本。2017年8月，石宝寿在东巴仪式中对这一史诗进行了演述，两相比较，仪式中演述的文本内容要多。多出来的部分除了与仪式因素起作用外，与“音像”在场的积极因素也有内在关系。有的传承人直接就说:“心情好时多念些，心情不好就少念些。”东巴仪式中需要念诵的东巴经书很多，在树枝村举行的禳栋鬼仪式上就念诵了近200多本经书，这些经书并非全部照本宣科，有的只是捡重点内容念诵，有的甚至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也就是说仪式经书有主次之分，这些主次的确定，除了与传统规定有关外，与主持者、演述人现场采取的叙事策略也有关系。

　　“音像”在场对史诗演述文本也有消极影响。如前面所述的摄像机位不恰当、照相机闪光灯使用频繁、未经同意擅自拍摄经书文本、录音机的不恰当使用、人为打断演述进程等都会使史诗演述文本的完整性出现不同程度的破坏。还有一种消极影响情况是因为演述者对“音像”在场者的不信任，或者担心经书文本外传而自己利益受损（同一区域中的民间祭司存在竞争关系）等原因，从而在演述中有所保留，如对史诗的内容梗概提一下就走过场，导致所录制的史诗文本不完整。

　　“音像”在场对史诗文本的影响从文本的产生、制作过程中也可得到验证。不同时空下的“音像”构成的史诗演述文本是不同的，同一时空语境下的“音像”构成的史诗演述文本也是不同的。譬如拍一个史诗演述现场，摄像机可能更关注影像成像质量、画面的动感及美感，录音机更关注声音质量，相机更关注瞬间的表情、色彩，文本资料更注重资料的完整、翔实、珍贵。影像文本、录音文本、图片文本、文字文本构成的史诗文本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四者合一构成的文本才是相对完整的史诗演述综合文本，而在这个综合文本里，“音像”所占的比例、质量也会影响到整体文本的结构、质量，这是受“音像”的互文性特点所决定的，即“牵一发而动全身”。譬如石宝寿在演述《黑白战争》时，念及神灵名字时左手指头朝上附到额头上做顶礼状，这一动作录音是无法记录的，而念诵到请神部分时东巴唱腔体现出沉缓庄严、语气平稳的特点，而叙及驱鬼部分时语气一下子就变得急促高亢、声色俱厉，这些演述语气的变化只有录音功能能够准确有效地记录下来，甚至演述者的叹息声、喘息声，转换语气过程的吸气声等细微声音也可从中清晰辨析，受众从中感受到史诗演述者的情感变化过程，从而深化了对史诗文本的理解。

　　（三）对受众的影响

　　众所周知，受众与表演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因素。史诗演述同样如此，受众群体的理解水平较高，积极参与度高，现场气氛好都会促进史诗演述者的演述质量的提升；演述者的演述水准决定着受众的期待值及参与度。“音像”对史诗演述语境中的受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音像”在场必定会影响，甚至左右受众的关注点。受众与演述者一同制造了史诗的演述语境，而能否达成比较理想的“自然语境”，“音像”在场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成为关键因素。相对说来，传统的史诗演述语境是没有“音像”在场的条件下更接近“自然语境”，因为受众与演述者的关注点共同趋向于史诗演述内容，而“音像”一旦介入仪式现场，对史诗演述语境的影响在所难免，受众的关注点呈现分散状态，消减了演述语境的常规状态。如前文提及的摄像者频繁移换机位，照相者随意走动拍摄，文本记录者不顾仪式情境与受众者交流访谈等，这样会导致受众的注意力从演述者为中心的聚焦点转移到“音像”在场者身上，势必对正常的史诗演述语境造成负面影响。反过来，如果“音像”在场者能够尽快地入乡随俗，尽量减少对受众的干扰因素，引导受众群体的注意力集中在演述者及演述现场，客观上有助于保持史诗演述语境的正常状态。当然，这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即从一开始的好奇、观望心理过渡到自然接受、习以为常的状态中。

　　当然，对于研究者而言，他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一次”的田野工作效果，而不是通过多次的现场演习来消除受众的好奇心。最可取的办法还是达成研究者与演述者、受众之间的融洽的合作关系，把“音像”在场对仪式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其中最可行的一个办法是促成研究者与受众的现场关注点聚焦在演述者及演述行为中，而不是分散受众者的关注点。我们在树枝村拍摄纳西族史诗时，摄像机的主机位一旦从演述者身上摇移到受众方向时，往往会引起一阵骚动，有些村民窃窃私语，“咱们也上电视了！”有的赶紧整理衣服，有的有意转过头，主祭东巴的目光也转移到受众群体那儿。显然，这种影像行为已经影响了仪式语境及史诗演述的正常进行。后来课题组商量后决定主机位对准史诗演述者后不再进行大幅度摇移，而专门安排一台摄像机负责拍摄受众群体，把机位置放在不引人瞩目的角落里，受众群体慢慢适应了这种“静态拍摄”，从而促使受众注意力集中到仪式演述中，原来打破的史诗演述语境相应地得到了复原。

　　其次是“音像”在场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对史诗演述及传统仪式的参与度。参加某一项活动的频率与参加者人数是衡量参与度的两个重要指标。传统的东巴仪式及史诗演述以家庭为单位为主，比较大的祭天、祭自然神等少数仪式以村落或家族为单位，但也有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参与的仪式，丧葬仪式、禳栋鬼大仪式、大延寿仪式就属于这种情况。一般小仪式基本上以家庭成员为主。“音像”介入其中后，这些传统也在逐渐发生改变。譬如原来以家族为单位的祭天活动变成了全民参与，包括外来者，而这一传统的改变与“音像”进入祭天场的这一文化事实密切相关。禁止外来者、女性进入祭天场是东巴祭天仪式的禁忌。“音像”记录者一旦介入其间就打破了这些禁忌。当然，“音像”在场是征得了东巴祭司、家族长老、村民群体的许可，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些“文化人”“宣传者”的推介使本村或家族的名声得到提升，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推动村子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外来者客观上成为仪式中受众群体的组成部分，并深刻影响着村落中的受众群体对仪式及传统文化的认识态度。

　　再次，“音像”在场影响着受众对仪式及传统文化的认同及评价。“音像”记录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政治象征符号，他们在不在场，意味国家、政府或相关机构团体是否重视这一活动。比如村民津津乐道于某个仪式来了多少电视台记者，拍了多少天，哪个领导来了，给了多少钱，上了电视没有……这说明，“音像”在场客观上深刻影响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并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传统文化的重新书写与创编。当下层出不穷的文化节、“非遗”活动日、仪式展演无不说明了这一时代特征。史诗演述语境也存在类似情况，如果“音像”在场者对演述仪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及文化尊重，受众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深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音像”记录者持续地、重点地关注于某一个仪式，某一个传承人，某一部史诗，客观上也在影响，甚至改变着受众对这一仪式、传承人、史诗的看法。前面提及的祭天仪式、习阿牛、和占元东巴、史诗《崇般图》《黑白战争》就是突出的例证。笔者在树枝村拍摄纳西族史诗时，村中有个东巴说:“我们更关注这个仪式能否真正达到禳灾驱邪的效果，而不是哪一本经书重不重要，所有经书都是为仪式的宗旨服务的，性质上都是一样的重要。你们这样一搞，这两本经书就与众不同了。”笔者注意到，当演述者吟诵这两本史诗时，由于在场的摄像者、照相者、录音者、场记者都明显提高了注意力，整个仪式进入了一个较为理想的情境中，包括旁边的受众群体都在凝神静听，现场只有东巴一人沉缓悠长的吟诵声回荡。当史诗演述完毕，“音像”记录者可能认为重任告成，注意力有所懈怠，同时也影响了周围的受众，仪式语境明显不如史诗演述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