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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为减法的民间口承叙事：底层记忆的梳理与选择
作为减法存在的民间口承叙事，主要表现在对正史记载的梳理判别和选择性记录。民众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正如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所讲到的：在口述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的传递总是要漏掉许多年代”，“与其说记忆是记录，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选择的机制，这种选择在一定范围内经常变来变去”，对于历史而言，“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这种选择性一方面表现为不同观念、不同利益、不同立场的群体对同一事件所展现的记忆内容大多并不相同；同时，在利益相同的同一群体中，历史记忆的选择性还表现为对历史事件记忆的不均质性，即有些事件虽经时代的流逝却依然被广大民众所记忆，而有些事件则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者永远也不被人们所提起。
以明朝在辽东地区开关互市和女真早期人物王杲的正史记载和口述记忆为例。历史上的辽东，堪称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也是联系中央政权与东北边域的军事中心。为了招抚和统治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扩大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力量，明朝政府逐步加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他们在女真人居住的地区设立卫所、建立驿站、开关互市，这种汉族经济文化的渗透对当时女真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尤其是开关互市，一方面满足了女真人在经济方面的直接需求，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明朝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明朝马市几经增设改置，多为配合女真人的迁移轨迹。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开设开原、广宁马市，接待海西女真人、蒙古人、黑龙江女真人互市。因建州女真人逐渐迁居苏子河流域，天顺八年(1464年)又在抚顺城东开设马市。隆庆、万历年之交(16世纪后期)，将开原城南马市改到广顺关，即开原县东貂皮屯，与海西哈达部居地接近，以笼络哈达部。应建州女真人的请求，万历四年(1576年)设立宽甸马市。同年，又在清河城(即今本溪县清河城镇)和叆阳(即今凤城县叆阳镇)设立马市。可见，辽东开原、抚顺、本溪、凤城等满族聚居地在历史上都是和明朝开展交易的重要场域。在马市交易中，除了马以外，女真人的主要货物有牲畜、貂皮、鹿皮、水獭皮、各种野兽皮毛、人参、木耳等。明朝用来互市的货物主要是衣料，如缎子、绢、布以及铧、铁锅等。
明政府开关互市虽然是对女真人经济发展诉求的一种满足和回应，同时，更重要的还有巩固边境、维持统治的政治目的。正如宣德皇帝对大臣所说：“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这种以“怀远之仁”形式展现的互市自然由明朝政府掌握生存命脉。在马市交易和抽税中，明朝官员常常侵吞和欺压前来交易的女真人。尤其是女真人在马市交易，必须要向明朝政府交纳税金，即互市税，又称“抽银”。与此同时，这些收缴上来的抽税金被明朝政府用来作为抚赏马市的女真人及其他互市人的费用。所谓抚赏，就是通过在互市上和其他方面给予女真人特殊的待遇，同朝贡一样，以笼络女真人为目的。这种互市制度在明朝经济安定时起到一定的安抚和稳定效果。但在明朝后期，朝廷形势每况愈下，抚赏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明朝在边关与女真人的互市交易是建立在政治隶属的关系之上，这就决定了互市交易明显受政治环境的变化影响。事实也确是如此，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边关互市时松时紧，时开时停，成为产生和激化女真人和明朝政府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
对于这段开关互市的历史，在辽东满族民众的记忆中也有记载和表现。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桓仁地区采录的《老杲子》，其内容如下：
在咱东北，桓仁、新宾到通化这一带，小孩儿要是哭、闹，不听话，大人就吓唬：“再闹，老杲子来啦!大虎杲子来啦啊！”“老杲子”这名是啥时候留下来的呢？在王杲做古埒城城主的时候留下来的。
当年，明朝的边将李成梁，在抚顺一带守边。明朝朝廷呢，挺好，在东北设挺多马市，当中就有清原马市、抚顺关马市。那时候马市，每个月定期开放两次，让女真人和汉人交换物品，就像现在的自由市场。朝廷呢，在边关收税，明朝朝廷的规定挺好，都正常交税。可是守关的明军，欺负、勒索女真人，女真人野性，不服他们勒索，就跟守关的明军干仗，仇也越积越深。
古埒城主王杲是女真部落的头领，他一听女真人受欺负，急眼了，就带着一伙儿人，骑着马，闯进抚顺关马市，见着守边收税的明军就杀，杀红眼了，最后连交易的汉民也杀，抢走了他们的马匹和物品，占领了马市。把那些手无寸铁的抚顺关内的汉人，吓得一个个不知怎地好，私底下就给王杲起了个外号儿：“王老杲子”。所以说呢，当地人平时就用这话吓唬小孩儿，小孩儿一听，王老杲子来了，一声不敢哭，也不敢叫。
后来，朝廷下令，把抚顺关马市关闭了，这一关就是几个月。马市不开，女真人没盐，没铁器，没马匹，生活不了，他们就上书朝廷，要求开关，恢复交易。朝廷又重新开市，开市以后，地方上的守关明军照样勒索。王杲呢，再带女真人去打。这样，把朝廷又惹翻儿了，一面安抚，一面带兵去围剿女真人。李成梁受命带领几万明军，把古埒城团团围住。
古埒城这地方，三面靠山，一面朝水，易守难攻，可是天长日久，城里没柴没粮，王杲带领女真部落守着古埒城，就是不投降。
有个叫尼堪外兰的女真人，投降了明军，作向导，把明军引到古埒城，抓住了王杲。王杲被抓，被明朝朝廷施了“千刀万剐”之刑，土话叫“活割肉”、“刮刑”。行刑时候，王杲一直破口大骂，剩下不点肉了，叫骂声仍不停，最后给活活刮死了。
这则叙事的文化信息非常丰富，既有对明朝政府开关互市的历史记忆，也有对王杲起兵反抗明朝政府的历史呈现.同时，还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满族人、汉族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认知和族群差异。
第一，关于明朝政府开关互市的历史记忆和真实记录。叙事开篇关于明朝在东北设清原马市、抚顺关马市，马市每个月定期开放两次，以及朝廷征收边关纳税等内容的讲述，是对当时明朝政府开关互市的最生动记录和描述。
第二，对王杲搅乱马市、挑衅朝廷、最终被明朝政府处死的历史回忆和记录。据史料记载，王杲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女真人首领，也是努尔哈赤之前敢于公开和明朝政府作对、发动战争的女真首领。王杲的活动区域就在明朝开设的马市附近，他通过占据马尔墩和古勒山、掌管百里水渡而控制了东北女真各部进京朝贡、到抚顺马市交易和经商的咽喉要道。凭借这一优势他收买皮张土货，兴造船只，训练兵丁，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时关时开的马市交易中，为了维护女真人的利益，经常与明朝政府发生冲突。叙事里讲到“明军欺负、勒索女真人，不服他们勒索，就跟守关的明军干仗，仇也越积越深”。“王杲一听女真人受欺负，急眼了，就带着一伙儿人，骑着马，闯进抚顺关马市，见着守边收税的明军就杀”。这些情节都是对王杲与明军发生战争的描述和解释。然而，翻开史料记载，其内容与民众的口述记忆完全吻合。据史料记载，王杲以抚赏不善为借口，经常侵犯边境，直到明朝调派大军才得以平定。
第三，王杲的人物形象在满族人与汉族人的记忆中呈现出明显的族群差异。在满族民众看来，王杲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胸怀大志，与明开战，为建州女真的发展壮大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堪称建州女真的英雄。满族后世还有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先祭王杲后祭永陵”的说法，足可见王杲被满族民众认定为族群发展的祖先式人物，他在满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与努尔哈赤并重。然而，在《老杲子》这则文本中，王杲似乎被塑造为一个恶人形象，甚至是能杀人吃人的怪兽。至今在辽东民间，人们吓唬小孩时还常说：“再闹，老杲子来啦!大虎杲子来啦啊！”“这边是高丽人，那边是老杲子，他们俩打架呢，还哭就来抓你”等。而且，老杲子的结局是受到明朝政府的“千刀万剐”、受尽折磨而死。历史上，王杲确实是由于尼堪外兰的投降和出卖，被明朝政府活抓，最后押至北京处死。但究竟是受到何种刑罚而死不得而知。叙事中为何会对王杲设计了如此狠毒的下场？又为何将王杲设计为凶猛邪恶、吓唬孩子的形象？这与满族民众对王杲的英雄形象认知相差太大。可见，这则叙事的讲述和传承群体最初应该是亲眼看到王杲抢劫马市、屠杀明朝官兵和无辜百姓、甚至是直接受到王杲迫害的辽东边墙里的汉族人。正如叙事里所讲，“(王杲)见着守边收税的明军就杀，杀红眼了，最后连交易的汉民也杀，抢走了他们的马匹和物品，占领了马市。把那些手无寸铁的抚顺关内的汉人，吓得一个个不知怎地好，私底下就给王杲起了个外号儿：王老杲子”。历史上的王杲虽是女真人的英雄，但对当地的汉族人来讲，他烧杀抢掠、凶猛邪恶，破坏马市的贸易往来，极大地影响当地汉族人的正常生活秩序，以致于人们一听到他的名字都害怕。边墙里的汉族人把这种排斥和恐惧心理折射到民间叙事中，王杲自然就被塑造成吓唬孩子的怪兽，是十恶不赦，受千刀万剐的恶人。然而，随着满族人主宰天下，掌握政治话语权，当地的汉族人逐渐和满族人融合，人们对“老杲子”的形象和说法也发生了细微变化。这则叙事虽然是对王杲形象的排斥和恐惧，但人们妙巧地将这种感情融入到当地的童谣和俗语当中，以吓唬孩子的戏谑和玩笑口吻来展现王杲的烧杀抢掠，这就使王杲凶猛邪恶的本性明显淡化。而且，即使是现在，人们在谈起这则叙事时，也有一些人表现出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态度，“老杲子究竟是不是王杲，我也说不准。反正吓唬小孩儿就说‘老杲子来了’，到底是什么也不知道”。可见，叙事作为记录历史、展现民众心事的手段，有时，它还会成为民众表达政治立场、附庸社会风向的工具，人们会随着外在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叙事的内容进行创造性地加工和调整，为它的传承扩布找到合理的解释依据和展演空间。
综上所述，通过对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进行历史维度的挖掘与分析可见，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是以满族特定的历史与生境为背景建构起来的，是满族及其先民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多维对话中逐步完善起来的，以口承方式记述的族群历史。在历史上北方民族复杂的生境演替中，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夯实和传递了满族民众关于祖先与族群的历史记忆，有效地强化了族群认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实践了建构国家和民族历史记忆的文化功能。作为口述的历史，辽宁满族民间口承叙事所记录和传承下来的必然是经过当地民众记忆的洗礼和有意识的选择，是在族群和区域历史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化并被后代记忆和流传下去的信息。这些信息作为区域文化底层民众的集体选择和内部发言，它经常是上层“历史事实”容易遗漏掉的信息，是充满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全面性的底层“历史故事”。口述历史和正史，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各自发挥着建构历史的多重功能，尤其是二者在相互印证、相互阐释以及有选择性地梳理与删减过程中，区域文化史的全貌得以立体的展现和感性的传承。
（本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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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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