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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成功实例中,苗族乡民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显然无法明确计算。我们只知道,杨明生当年仅贷款20多万元就完成了造林任务。但若按专家的残林更新规划,那么杨明生完成的这片林地更新所需的投资总计得耗费数百万元以上。两相比较,苗族居民按传统知识所完成的造林任务资金投入量还不到专家规划的十分之一。而且,杨明生所借贷款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开支,而很少用于原先造林规划中必须包含的苗木购置、林地整理和技术指导等费用。由于两者资金投入的统计办法完全不同,要准确计算杨明生的造林办法到底省下多少费用并不可能。但这一实例本身却可以明确告诉我们,用传统办法造林在这一特殊地段所需资金投入远远低于任何一种其他造林办法。
甘肃省黄河南岸的秦王川目前正在规划新建大型的提黄灌溉工程,计划将这一片地区改造成粮田区。需要提到的是,当地的各族居民在秦王川地区依靠砂田进行种植。营建一亩砂田需要500～800吨的砂石,因而砂石的搬运量较为可观,但砂田一旦营建之后可以持续耕作数十年。因此平均下来,人们每年在砂石搬运上的劳动力投入并不算大。而兴建提黄工程情况则大不一样,除了工程投资之外,每年提水所耗费的电费平均到每亩必然高于砂田的兴建费用。若再加上购买水资源的费用,其实际的投入费用更是大大高于砂田办法。[11]此外,在这一地区实施漫水灌溉方法种植会引发盐碱化等许多生态恶果。两相比较,当地居民采用传统办法实施的砂田种植办法同样比兴修工程的办法来得划算。因此在我国西北地区保持和推广这一传统办法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举措。
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进行生态利用和维护,其最大长处还在于它不容易导致维护办法的误用。任何地方性知识都是针对特有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离开了这些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地方性知识就会失去原有的效用。因而生搬硬套地方性知识注定会很快曝露其缺陷,并较早引起当事人的警觉,从而得到及时的矫正,错用地方性知识的事例也就很少发生了。我国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的高山梯田水稻种植办法,只适用于面向海洋的高海拔迎风坡地段,离开了这些地区,就根本无法建构类似的高山梯田。其他地区的各族居民当然也就不会照搬哈尼族的做法了。[12]再如,我国彝族对猪也采用野放的方式喂养,并利用猪食性广的特点,去控制牧场中某些恶性杂草的蔓延,这种做法仅适用于温暖潮湿的缓坡谷底。而这些地段主要分布于滇黔桂三省比连地区,因此也不会为其他民族所误用。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识指导下的生态利用和维护,却经常发生被误用的情况。
一个值得反复重申的教训是,在已经石漠化的地段强行开辟梯田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从农田种植的常规上看,在山区开辟梯田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做法,也是有利于水土保持的对策。由于受到普同性知识的引导,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山区种植大多仰仗梯田。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客观存在着诸多例外情况。比如,在温暖潮湿的喀斯特山区,如果地表已经高度石漠化,那末修筑梯田肯定会贻害无穷。[13]其原因在于:一,在这样的地段基岩间缝隙极多,施工兴建梯田时一旦松动了基岩,土壤和水源会更容易地顺着这些缝隙下渗,进入地下溶洞和地下伏流,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二,在石多土少的情况下,修梯田主要的工程内容是石方建筑,还需要大规模地长途找土运土进行铺填,修筑的梯田才能勉强种植。兴建一亩梯田的代价十分高昂,而效益又不明显,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根本没有推广的价值。三,这样营建的梯田由于需要从石缝中掏土铺田,将会导致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残存在石缝中的泥土被掏去后保水保土能力进一步丧失,周边的地段将真正成为不毛之地。而所建构的梯田却类似于一些大型花盆,它与周围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流被人为切断,因而无法保证这些梯田的稳产。四,由于梯田周边地带的生物多样性严重受损,这些孤立的梯田将会成为各种病虫害滋生的温床,若不仰仗农药和化肥,农作物就无法正常生长。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农田及周围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国滇黔桂边区就是这样的地带。如果按照当地苗族、布依族的传统做法,则可以保证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和维护到位。他们利用已经石漠化土地资源的要点是:首先,不轻易触动已有的残存植被,而是在残存植被中见缝插针地种植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木本植物,如槐树、构树、马桑、桐油树、山苍子、椿树、漆树等等。此类野生或半野生的植物在取得经济收益时,只是收取植株的有用部分,如:叶、果、花、枝、汁等等,无须连年种植和清除残株,也就不必连年翻土,自然不会扰动脆弱的表土,从而控制了继续石漠化的势头。其次,保持这些木本植物和野生杂草灌丛的自然存在,不强行改变其物种构成。这样做既能加速植被的扩大与恢复,支持多种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又能拦截从高处自然下泄的水土,使已经石漠化的土地逐步增厚扩宽表土,稳步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持续稳妥地获得石漠化救治成效。最后,农田用地仅仅限于低洼的溶蚀盆地,靠人工塞住地漏斗的办法,构筑小片的农田,种植农作物,满足粮食供应。一般不盲目扩大农田,十分必要时才动用草坡种粮食,种一年后立即休耕,使之自然恢复。按照这两个民族的办法,不仅可以防止石漠化,而且能救治已经石漠化的土地资源。以此为例,我国目前很多生态失控地带,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误用普同性生态维护办法而导致的恶果。面对当前实际需要,地方性知识特有的不易误用性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了。
地方性知识不易被误用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地方性知识与相关民族文化结合十分牢固,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斥作用,各民族一般不会轻易地采用其他民族的办法去利用生态资源。我国甘肃和宁夏的比邻地带,野生苦杏林对于生态的维护具有重要价值。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早就注意到,猪会自动采食落地的苦杏果。由于杏核十分坚固,因而在猪的消化道里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猪粪排出体外。来年,这些杏核中的杏仁会在猪粪中发育成苗,移栽这些杏苗就能扩大苦杏林面积。当地居民一直都采取这种办法操作,早年对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20世纪60到90年代,当地汉族居民的做法却相反,为了获得短期经济利益,他们从猪粪中拣出苦杏仁核,然后剥出杏仁出售,供作药材和食品。这样一来,原先可以稳步扩大的苦杏林,在30年间却日趋萎缩,给当地肆虐的风沙敞开了大门。但是地方性知识的错用仅在当地汉族中流行。当地的回族居民因宗教信仰关系,将猪视为不洁之物,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办法,去利用生物资源。于是汉族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误用,在回族中也就很难发生了。
同样的情况在我国南方的侗族与汉族间也可以看到。我国湖南、贵州两省的毗连地带杂居着汉族与侗族。这里的汉族居民和其他地区的汉族居民一样,当前已经普遍使用各种化学杀虫剂去对付水稻害虫,使用化学除草剂,去消灭水田中的杂草,并大量施用化学肥料。目前类似做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浅水湿地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害。然而在侗族居民的水田里却不会这样,原因在于侗族对于稻田害虫的价值定位不同,他们凭借地方性知识建构起来的治理办法也不同。侗族是将好几种水稻害虫作为食品食用,他们在收集害虫供作菜肴的同时,控制了虫害的蔓延。[9]此外侗族的水田里还要放养鱼虾,田中的许多动植物也是他们的取食对象,因此侗族的稻田不会轻易使用化学药剂和化学肥料,他们的水田生态环境当然也不会像汉族地区那样受到损害。在类似的情况下,民族文化间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使得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获得了免疫力,有效地控制了生态受损范围的扩大。因此,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推动生态维护,在通常状况下是最为稳妥的做法,一般不会导致明显的副作用。
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去维护生态环境,不会损及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会打乱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多元文化相互制衡的结果,最终会引导人类均衡地利用地球上的各种生态资源。既减轻了人类社会对于地球生命体系的压力,又能确保任何一种生物物种都既有人加以利用,也有人不加以利用而保护起来,从而形成利用和维护的相互兼容。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无需对自然生态系统加以特意的维护,也能坐收生态维护的实效。
正是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上述特性,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特定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生态人类学高度重视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利用,并将其作为根本性的研究任务去展开工作。同时坚信,如果能全面地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人类就能扭转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刊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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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何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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