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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论《山海经》的色彩系统
  作者:李牧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9-02-20 | 点击数:9053
 

  三、关于《山海经》色彩叙述的讨论

  如前文所述,刘宗迪已考辩《山海经》不同部分成书性质不同,合编为一体的年代则更晚,但是,据笔者对于文本中颜色描述的综合考察,无论《山经》或者《海经》,其颜色描述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颜色或许是表明《山海经》各部分之间内在联系的重要标志。因此,以下将综而述之。

  (一)《山海经》色彩叙述的过渡性质

  陈彦青在《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中,所勾勒的中国古代早期人们对于色彩的认识过程,以及色彩使用的发展历史,如下:“1.浑然一色;2.二色划分(阴阳、黑白、纯杂);3.三色观(黑、白、赤);4.四色观(黑、白、赤、黄);5.五色观(黑、白、赤、黄、青);6.玄色统辖下的五色系统(玄黄——黑、白、赤、黄、青)及间色系统的产生”[注]。从现有版本看,《山海经》中并未包含色彩认知和使用过程中的第一(“浑然一色”)和第二(“二色划分”)阶段。而“三色观”主要与《山海经》中单色设色部分相关,但是,从“赤”色在文本中所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看,此项关联已经极度弱化。经中隐约指涉的“三色观”或仅为更古老观念的遗存。再者,由于《山海经》中所呈现的“五正色”共存现象,“四色观”的表现也并不明显。但从《山海经》中的“双色”配色系统可知,“青”实际上仍游离于其他四色之外。汪涛在《殷人的颜色观念与五行说的形成及发展》中提到,根据现有的甲骨文材料,在殷商前期,卜辞中提到的具体颜色有四种,即“赤”“白”“黑”“黄”,另外还有杂色,即“物(勿)”[注]。在《山海经》中,“勿”色或是存在的,即前述之“五采”。汪涛注意到,“青”在甲骨文中并不存在,只有在西周金文里,“青”字才被用作颜色词,如西周晚期《墙盘》铭文中的“青幽高祖”一句便是一例,但这样的用法十分少见[注]。然而,在《山海经》中,“青”已然成为描述事物的重要色彩,因此,或可以推断,《山海经》的成书年代不可能早于西周中期。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山海经》或成书于西周中后期[注]。以色彩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与此判断大体一致。另外,基于《山海经》中同时存在的“青”的边缘化和普遍性这一矛盾,《山海经》极有可能成书于中国古人色彩认识观念从“四色观”向“五色观”过渡的时期。

  《山海经》的时代过渡性,也可从关于经中主导色彩“赤”色的叙述中看出。先秦时期有所谓“殷人尚白”和“周人尚赤”的说法。如《礼记·檀弓上》:“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从《山海经》中的用色情况看,“赤”色是第一位的,而“白”色的数量虽逊于“赤”色,但出现频率仍然很高,是第二位的色彩。汪涛认为,从甲骨文的证据看,以“赤”色代替“白”色作为礼仪性主导色彩的传统,是从殷商晚期才逐渐兴起的[注]。《山海经》中的“赤”色与“白”色之间隐约可见的竞争关系,透露出时代过渡的一些特征。另外,《山海经》的时代过渡性,还体现在经中所记“五色”,与后世“阴阳五行说”之间关系的模糊性上。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的“五色”说与先秦成型并流传的“阴阳五行”观念关系密切[注]。在《礼记·月令》中,“五色”与“五行”“五帝”“五神”“五方”“五虫”“五音”“五味”“五臭”“五祀”“五脏”“五谷”“五畜”以及天干、数字和季节等相互对应,构成了中国古代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在前引《山海经》所载“丹木神话”中,有“丹木五岁,五色乃清,五味乃馨”的记录。在此,“五色”与“五味”之间,或存在与《月令》所记类似的对应关系,似可认为是《山海经》中关于“阴阳五行”学说较为明显的论述。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山海经》成书的时期可能尚未成熟。原因有二:第一,《山海经》中并无“五色”与“五行”及“五方”相配的切实证据;第二,《山海经》中保留了殷商时期流行的“四方风”及“四方风神”信仰,与后世“阴阳五行”的“五方”系统有较大差异[注]。这两点说明,《山海经》中虽然蕴含并可能影响了后世的“阴阳五行”思想,但是,时人并未形成成熟和系统化的宇宙论和认识论。关于这一点,汪涛已有较完整的表述:“从甲骨文跟文献材料的比较看来,商代信仰体系和祭祀对后来五行说形成直接发生了影响的是商人的宇宙观。颜色作为宇宙观的一个相关部分,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五行说;……当然,这并不是说五行说是商代就创立了。后来文献材料中所反映的五行说是当时的传统和思想;没有十分强硬的证据来证明在更早的商代晚期已经存在了同样的信仰。”[注]据此,在《山海经》的年代,“阴阳五行”思想或许只是刚刚萌芽,其发展和最终流行大抵是由于后来时势和思想界的推动。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山海经》中出现了“间色”,即前文提到的“苍黑”以及“紫”色,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山海经》处于由“五色观”向陈彦青所谓的“第六阶段”过渡的时期。主要原因在于无完整“间色”系统的存在。前引“赤黑”色、“赤黄色”及“青黄”色均为二色相杂,而非二色相间。另外,经中并未出现“天地四方”所构建的空间认识,因此,“紫”色等“间色”的存在或古已有之,但并未进入时人的经验“视界”,或者由于某些原因而被排斥在视域之外。据此推测,经中“无色”描述的对象极有可能具有“间色”色彩,但由于主流观念的影响而被刻意回避和隐藏,造成了《山海经》颜色描述的不完整性和选择性。

  (二)《山海经》色彩叙述的选择性

  《山海经》,特别是其中的《五藏山经》部分,在行文中往往遵循较为固定的叙述模式。一般而言,首先介绍所要描述的“山”的地理位置以及此处的物产,特别是矿产。在一般性介绍以后,文字便重点描述此地神异之物的特征,如形状、颜色、物性以及声音等。例如,《南山经》这样开头:

  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馀,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就颜色而言,从此段文字中可以看到,作为描述对象特征的要素,“祝馀”之“华”之“青”,“迷榖”之“理”之“黑”,以及“狌狌”之“耳”之“白”等颜色在文本中被详细记录。但是,并非所有奇人、异物或神怪的颜色都会被提及。在许多情况下,色彩特征往往在叙述中被忽略。如:

  又东三百里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复生。食之无肿疾。又东三百里曰亶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南山经》)

  在这里,经中对于“鯥”和“类”的形貌和特性有较为详尽的描述,但是它们的颜色却是“缺位”的。另外,从《南山经》经首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山海经》对于对象颜色的描绘并不是全方位的。例如,在介绍“祝馀”时,“华”之外的部位,如“叶”和“茎”并未被提及;对于“狌狌”,也仅论及其“耳”,而略去余下的身体组成。此类描述的缺失现象在《山海经》中普遍存在。

  当然,除受前文所述主流观念影响外,关于颜色描述的不完整性大抵还有以下两种可能的解释:1.文字散佚;2.对于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从刘歆(刘秀)《上〈山海经〉》表》看,此经的错漏在汉代就十分严重,故而有文字散佚所造成颜色描述的缺失,是极有可能的。但是,从全书看,经过历代整理和修缮的《山海经》在整体上仍然具有明显的逻辑完整性,因此,文字散佚并不能解释颜色缺失现象在整部著作中的普遍性。解释2的依据源于学界对于《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在陈连山等学者看来,《山海经》是上古时期,“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编撰和修订的一部记录全国山川、物产的地理志[注]。从地理志的性质而言,其描述内容应是客观的,而时人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视觉经验,或造成了观看与记录的不完整。然而,就前引《南山经》中关于“鯥”和“类”的描述可知,记录者对于两物并不陌生,或可认为十分熟悉,故不应缺乏对于二者明显外部特征的认知。因此,如果不是因为文字散佚而造成的文本缺失,或由于现实条件带来的经验局限,《山海经》的记录者在描述对象的特征,如颜色特征时,有可能是严格依据“山海经图”中的图像传达(现实存在过的古图或基于当时知识体系的视觉想象)。而这些图像是否被施以色彩,或者被施以何种色彩,很可能是经过一定的规则进行选择的。在这些图像中,无论是对“想象”或者“自然”之物的叙述或描绘,都可能具有强烈的意义指向性。《山海经》对于色彩描绘的选择性表明,时人可能已经具备了较为全面的色彩知识,并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可将自我对于世界的认知,依据自身的信仰及当时的审美观念,进行较为自如的运用和发挥[注]。在这一意义上,《山海经》的用色是具有规律性和目的性的人工活动。

  (三)《山海经》色彩论述在先秦典籍中的独特性

  《山海经》具有选择性和建构性的用色特点,使其色彩系统在先秦诸典籍中十分独特。除少量叙事成分外,此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在介绍作者所闻见,或所“想象”的各类珍禽异兽和神怪人物。据笔者考察,除四处外,《山海经》中关于颜色的描述全部指向非人造之物。此四处分别是:1.《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2.《大荒北经》:“有钟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3.《海内经》:“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4.《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在这几处文字中,与人造之物“衣”“冠”“弓”及“矰”相联系的是“非人”的“神”(黄帝女魃与赤水女子獻或为一神)[注],其人工痕迹因而被进一步弱化和遮蔽。可见,人造之物并非《山海经》的中心对象,其叙事的中心是“人世”之外的,祛除了人为修饰的自然世界。

  《山海经》的这一叙事特点与之后出现的先秦其他典籍,如《诗经》《楚辞》等,较为不同。在这些典籍中,除《天问》指向未知世界外,“世间的生活”是作品关注的焦点,因此,大量的颜色词汇被用于描述人造之物或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劳作之物,特别是服饰和牲畜;而且,许多标志服饰色彩的“新词”,如“纁”“黻”“缁”等,也因此而被创造,并被运用于描述服饰之外的事物颜色[注]。如《诗经·邶风·绿衣》中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诗经·郑风·出其东门》中有“缟衣綦巾”“缟衣茹藘”;《诗经·唐风·扬之水》中有“素衣朱襮”“素衣朱绣”;《诗经·秦风·终南》中有“黻衣绣裳”;《诗经·小雅·都人士》中有“狐裘黄黄”“台笠缁撮”;《楚辞·九章·思美人》中有“指嶓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以及《诗经·鲁颂·駉》中所提及的各色“马”等等。可见,先秦典籍中,除涵盖包括间色(如“绿”)等丰富色彩外,还存在普遍的“物色合一”现象,即描述色彩的词汇,同时意指某一特定事物。相较而言,在《山海经》中,除鲜有提及“间色”外,此类“物色合一”的现象也十分少见,仅有“骓”“缟”“素”及“旃”等少数几例。而《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则更是从人工制作与技艺的角度讨论“设色”的原则与技巧。篇中虽间杂“五行”等宇宙哲学观念,但整体上仍以“人事”为中心,而“自然”及与之相关的“信仰”,则成为了人世生活的背景和点缀。

  究其原因,《山海经》或与上述典籍在时代和功能上存在较大差异。此书或意在通过“原生态叙事”模式,创造一个与后起诗骚等先秦经典(特别是文学典籍)所描摹的“现实世界”有距离的、“非经验”的、与早期巫文化相关的“神话世界”。“原生态叙事”是傅修延在其《中国叙事学》中提出的一个叙事类型,即将人类需要所指向和投射的“自然”作为观照的焦点,并同时将叙事的主体“人”隐去[注]。基于“原生态叙事”的视角,傅修延将《山海经》所呈现的世界称为“虚构的世界”,属于“可能的世界”之一[注]。他认为,“《山海经》是古人探索‘可能的世界’的最初尝试,真实世界提供的‘零部件’在这里被重新搭配,组合成许多‘可能的动物’与‘可能的植物’。”[注]在这一时人基于信仰所“想象”的“可能的世界”中,关于色彩的描述以及色彩之间的相互“搭配”也极有可能是主观建构和生成的。《山海经》“非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建构性,是理解其非视觉经验的色彩意象及“想象”“山海经图”的重要基础。另外,从诗骚等作品中所广泛运用的“间色”看,古人对于色彩的认识已经发展到陈彦青所说的“第六阶段”,进入色彩使用的成熟期。

  四、结语

  需要注意的是,《山海经》及“山海经图”所映射的,或许并非当时普通民众的流行观念和色彩意识,而更可能是反映当时政治掌权者或权力阶层的主流观念。如前文所述,陈连山认为,在当时篇幅巨大、或由众人合力完成的《山海经》应是“远古时代极其重要的官方文献”,是秘不示人的重要国家地理档案[注]。因此,与文字相配套的《山海经》“古图”也应是仅有少数人创作,并只有少数人可以接触的珍贵资料。而在过去的某些论述中,某些学者,如明代杨慎,以“禹鼎图”为《山海经》“古图”,并强调“古图”的“民用性”[注]。持论的重要证据来自《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笔者以为,“禹鼎图”并非《海经》及《大荒经》等所本之“古图”,而且并非“民用”。证据之一是前论《山海经》作为国家资料的重要性,证据之二来自于对《山海经》中色彩的考量。基于图文之间的对应关系,《山海经》“古图”应是彩色的,而青铜古鼎则无疑是单色的。“禹鼎图”到“山海经图”,再到《山海经》应该还经历过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其中或因由时代思潮的转变(如色彩观念的转变),而发生过较大地变异。极有可能的是,《山海经》“古图”在《山海经》成书之时已经散佚,经中所描述的或只是那个时代关于“古图”(“禹鼎图”?)的复原或转述,因而才留下了当时流行观念的痕迹。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说明,如果单纯从颜色角度推断而言(当然,颜色仅为多重维度中的一维),《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大概是一个思想文化较为活跃的时期。各种思潮的兴起影响了时人的色彩观念。由于过渡时代的特点,从文字描述看,《山海经》中既残留着“三色观”的遗存,更体现着由“四色观”向“五色观”的转变。因此,“山海经图”必定在再现“客观”世界和个体主观经验的同时,也真切地反映了其创作和书写时代的特色。在以“赤”色为主导的视界中,不论是“真实的世界”还是“可能的世界”,“五色”(或五“正色”)成为了构筑时人视觉想象的色彩基础。即是说,时人依据不同的理念,对“世界”进行着不断的建构和阐释,形成了想象的“视界”。因此,“山海经图”和《山海经》均为某一时代的历史创制,都深刻反映了该时代的观念和特色。后世的图像创作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代的风尚,但必定兼具本时代的烙印和对前代的“反抗”。在这一点上,依托“文图关系”的对应性进行比对与分析,或许是更为有效和准确的,理解特定时代创作的手段和方法。另外,《山海经》中不同部分在色彩描述上的一致性,可以管窥古人在将《山经》和《海经》合为一书之时所本之内在逻辑。

(本文发表于《文化遗产》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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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何厚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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