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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阉割术与生命伦理
骟、劁、阉虽然在技术上存在不同，但在生命观上存在一致的问题。民众把这种一致性用一个“改”字统一起来，因而骟马、劁猪、阉鸡又简单而深刻地称为改马、改猪、改鸡。“改”字将民俗技艺观发展为民俗生命观，本质性地揭示了阉割术是一种改变动物个体生命状态的技术。
中国传统观念对阉割术存在着内部张力。道家和道教强调天性的自然成长，庄子《齐物篇》提出“万物与我为一”的物种平等观，并对牛鼻穿孔、伯乐治马提出了批评。佛教把“不杀生”列为五戒之首，将动物划入“有情众生”，与人类同属；并在六道轮回观念中设置了生命循环的另一种形态—畜生道，进一步拉近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孝经》开宗明义提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更推出三国人物夏侯惇拔矢啖睛的实践典范。儒家早已将“不伤身”推人及物，归结为“仁”的道德内涵。然而，据陈云瞻《簪云楼杂记》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为金陵劁匠写过一副对联，题为：“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这一对联基本上展示了封建帝王摒弃儒释道固化伦理，注重民生的开明态度。本持“民生为大”的优先原则，在面向具体案例而梳理传统文化观念时，我们经常会发现这种对抗、对立及不可调和的文化元素，或许正是这种张力提供了与时俱进的生活再造和文化再造空间。
英国法理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指出：“一个行为的正确与错误取决于它带来的快乐和痛苦的多少；动物能够感受苦乐，因此在判断人的行为的对错时，必须把动物的苦乐也考虑进去。”法国著名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敬畏生命》认为：“由于受制于神秘的残酷的命运，我们大家都处于这样的境地：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命，必须以牺牲其他生命为代价，即由于伤害、毁灭生命而不断犯下罪过。”民众生活的实质是，“我们一直处于毁灭和伤害生命的必然性之中。”而敬畏生命要求“我们不仅与人，而且与一切存在于我们范围之内的生物发生了联系。关心它们的命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避免伤害它们，在危难中救助它们。”“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开创现代动物权益保护运动的澳大利亚和美国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物种平等的思想基础上认为：“在考虑生命个体的利益时，不管这些利益是什么，按平等原则必须把基本要素扩大到所有的生命个体，无论是黑人或白人，男人或女人，还是人或非人类动物。”基督教伦理和动物保护主义显然为生命选边站，而不为技术撑腰。
基于道教、佛教、基督教的宗教伦理学观点，民俗伦理同样认为猪等禽畜是有感知的生灵，是上天排定的生命个体，拥有自己的生命权利、自由生活权利和生育权利，同时认为对禽畜的同情可以转化为对他人的爱。由此可以判断，改猪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是禽畜养殖中破坏动物天然本性最严重的一种。一是劁猪制造了猪的创痛。猪是有感知能力的有情生物，一切非医疗的身体伤害都是一种虐待，是不人道的行为。二是劁猪是为了改变猪的性格，便于圈养。圈养剥夺了猪的自由生活，限制了猪的活动空间，禁止了猪参与同伴社会互动的权利，猪的生命过程处在被禁锢之中。三是劁猪养膘，改变了猪生存的目的。猪的存在本身不是为了人类提供食物，而养猪成了人类专门用来提供食物的手段，更由于它被养目的的明确性，限制了猪的存在价值，人们心安理得地形成了它的被杀就是它存在意义的生命观。四是劁猪对生殖系统的人为破坏，湮没了生命个体的交配和繁衍权利。
改猪处在自然律和道德律的分裂之中，一种敬畏生命的简单仪式还是在劁猪过程中被举行。据调查发现，劁匠在切除性腺之后，都会双脚并立，双手将切除器官抛向屋顶。劁猪过程中的生命仪式，可以理解为为戕损天体和杜绝生命的违背天道行为的一种忏愆，是向生命观念的致歉。
显然，民俗伦理存有补救法，以应对生生不息的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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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贾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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