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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
  作者:应星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11-27 | 点击数:6658
 

       首先,我们是把福柯的思想放在西方现代“抽象社会”极其复杂和充满多重内在张力的构建中来理解(李猛,1999),而不是把他简单看成所谓“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解构”的代表。我们不仅把他看成尼采主义脉络的思想家,而且还从“什么是启蒙”中看到他与康德的复杂关联,从“纪律”(discipline,也译为“规训”)的概念中看到他与韦伯的隐秘对话,从“权力的反司法模式”中看到他与常人方法学在日常生活的权力技术上的深层交流(李猛,1996)。就此,我们通过福柯之眼打开了从整体上理解西方现代性基本问题的一扇门。

  其次,我们对福柯作品的阅读是带着自己的学科关怀而精心选择的。福柯虽然深受尼采等哲学大师的熏陶,但他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哲学本身,而在于把超验的洞察与经验的直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将独特的历史叙事和深刻的理论批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展现出一种令人震撼无比的权力“效果史”和“当前史”(李猛,2003:239-240)。因此,我们阅读的重点就放在《规训与惩罚》《性史》等经验研究著述中,而不是放在《知识考古学》这样“纯理论”色彩更重的作品中(且不说该书中译本的错误百出、不忍卒读)。

  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福柯读书小组与孙立平老师主持的中国乡村口述史读书小组一直是并行开展阅读的。理论的洞穿与经验的体察,书写历史的雄心与口述历史的“治疗”,对西方现代特有的“姿态”的解剖与对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思考交替出现。那时既没有课题的逼迫,也没有发表的压力,只是在从容的对观中琢磨运思。

  这就是《大河》出台的“理论背景”。如果没有“麻雀读书小组”、福柯读书小组和口述史读书小组,就不可能有该书的出现。笔者去田野前一直关心的基本问题不是乡村,而是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国家的构建形态。直到为期一年的田野工作结束,笔者都没有最后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写一部村庄50年的政治史,还是写一部大河移民的上访史。不过,笔者清楚自己要做的不是农村社会学研究,而是在韦伯和福柯问题域内的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研究。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大河》这本看似人类学色彩很重的书,其实并不是一部人类学著作。虽然“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最重要的奠基人马凌诺斯基(2002:6)也强调人类学者“带到田野的问题越多,根据事实铸造理论和运用理论看待事实的习惯越强,他的装备就越精良”,“预拟问题却是科学思考者的主要禀赋,这些问题是通过观察者的理论学习发现的”。不过,在人类学所强调的文化问题与社会学所敏感的权力问题之间,在人类学或多或少具有的文化相对主义色彩与社会理论所关注的现代性问题之间,还是存在不小的张力。当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不分家是中国社会学的优良传统。这本书也从人类学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二)理论的“退场”与田野的融化

  理论对田野虽然重要,但这种重要性并不是体现为带着理论概念进入田野和戴着理论的帽子到处寻找例证或反例。福柯对笔者的研究的影响既不是“权力的弥散”“治理术”“权力/知识”这样的概念的直接套用,也不是对《规训与惩罚》的刻意模仿,而是通过福柯开启了对权力分析的一种想象力,训练了如何在经验材料的丛林中捕捉“猎物”的一种可能性。至于说真正走进田野时,就是让理论“退场”的时候了——如果借用布希亚的一本书的书名来说,现在是“忘掉福柯”(Baudrillard,2007)的时候了;如果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则是开始“从土著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了。

  笔者曾经辨析过质性研究贡献概念的三种方式(与西方概念对话、自己发明概念和在田野中发现概念)各自的利弊(应星,2016:62-63)。需要补充的是,无论最后在写作中主要采用哪一种方式,在田野调查阶段都切忌用从西方援引过来或自行发明的概念统领田野观察,而是应该充分发掘和品味生活中已有的概念,无论这些概念是来自政府的文件术语还是官员的口头禅,也无论这些概念是来自民间谚语还是上访材料。米尔斯(2017:69-105)批评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时,虽然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拉扎斯菲尔德式的量化研究,但这种批评同样可以指向质性研究。如果说缺乏理论素养进入田野是笔者所谓的“朴素经验主义”(应星,2005:219)的体现,那么,带着移植过来或自行杜撰的概念去田野中径直寻找证明就是“抽象经验主义”的症候。

  在田野的那一年里,笔者几乎完全忘记了理论,忘记了福柯。从每天早上走出宿舍起,笔者都在全力以赴地听、看、搜:听各色人等在各种场合的言说;看各式身体语言、各种排名排座和各类汇报材料;在打字室的垃圾桶里搜集被废弃的文件草稿,在乡镇蜘蛛网密布的文件柜里搜罗各种旧档。每当晚上吃完饭回到宿舍,笔者就摊开日记本将白天经历的一切有点意思或有点蹊跷的文与事、人与景详加记录。虽然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虽然这一年七八十万字的田野日记从不曾出版,但如果没有这样全身心、全方位地去体察和记录田野,就不会有《大河》这本书。怀特(1994:411)说他研究街角社会时是在实地呆了18个月以后才知道自己的研究方向。他这里所说的研究方向包括笔者前面说的研究对象与中层理论。进入了基本的问题域,重要的不是急于寻找中层理论和确定研究对象,而是最充分地进入田野,哪怕“已经陷进去了,然而却还未能了解其中的意义”(怀特,1994: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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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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