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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作模式与日常生活意义的解析
就民俗学学科理论体系而言，劳作模式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变量，其对某种社会事实具有含括性，是对某种社会事实的抽象性、概括性表达，因此可以通过劳作模式去分析和解读其他社会事实，而这得利于作为学术概念的劳作模式具有的结构性特征。
从表层结构上看，村落劳作模式的形成与村民生计方式和生计策略的选择有莫大关系，或者说，正是在共同的特定生计方式中，逐渐形成了能够“统领”村落生活各方面的劳作模式。某种程度上，生计方式可以看作是劳作模式的外在表现形式，只不过生计方式更多强调一种事实状态，而从深层结构上说，劳作模式是嵌入在日常生活中的关乎生计的知识和身体体验。它对村落生活的具体样态具有很大的规定性和规范性作用，也即，村落生活之所以呈现出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村落劳作模式的形塑所致。虽然劳作模式经常表现为特定语境中的历史生成过程，但其一旦相对定型，就会深深地影响村落社会结构与生活样态的建构。因此，研究者在田野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掘村民关于生计活动的记忆和个体叙事，以及对当前生活的感受，并据此进行理论上的抽象整合，以深入探究劳作模式与村落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大城市扩张，城边村被逐渐纳入到城市版图，土地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变，从耕地逐渐变成了城市建设用地。在此过程中，城边村村民充分发挥生存性智慧，重新调整了生计策略和生计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劳作模式。接下来本文以京北姚村为例，简要分析新的劳作模式的生成过程及其与村落生活变迀之间的内在联系。
姚村是北京昌平区一个典型的城边村，距离昌平县城不到1公里。该村北边和东边都是山区，但由于其坐落在山麓平原地带，村子里原有耕地并不少，根据村干部介绍，在集体农业时期大概有—千多亩可耕土地。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村中土地逐渐被挪作他用，到现在剩余土地已经不足500亩。虽然土地被不断征用，但因地缘之便，自1980年代以来，村中许多年轻人都到北京市或昌平县城去工作，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落生活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2007年前后，事情发生了突变。由于该村近邻十三陵水库，而北京“奥委会”决定2008年“奥运会”将该水库作为“铁人三项”比赛场所，为了方便运动员和观众前来，北京市政府和昌平区共同建设了数条公交线路，其中有一辆公交车能够直达北京市区德胜门附近。由于该公交车有一段要走京承高速公路，因此长达35公里的线路，用时仅为一个多小时。另外，还开通了数条通往昌平县城的公交线路。这些举措极大地便利了该村与北京市、昌平县城的沟通。交通的便利，使得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奥运会”之后，涌入到该村租房居住。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房屋租赁市场，许多姚村村民或翻盖平房或改建楼房，无一不充分利用院落，将房屋面积尽量扩大。楼房修建完成之后，以隔断将之隔成若干间，形成“鸽子房”进行出租。经过几年发展，村子里的楼房越盖越高，租房子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越来越多。现在姚村几乎已经完全被密集的小高楼覆盖。有村民曾戏称“我们这就是‘种房’原来是‘种地’现在地没了，我们就只能‘种房’”。从“种地”到“种房”，村民生计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许多村民开始以房租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人们甚至不再外出工作，包括一些待业在家的年轻人。有些年纪稍长的村民，利用出租房屋获得的收入购买了轿车，在村子里的空地上“趴活儿”。不过，据笔者了解，村民们在这里“趴活儿”并不总是为了“挣钱”笔者曾经多次看到好几个“趴活儿”的车主整日都聚在树下打牌以消磨时间。姚村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新的村落劳作模式的形成，而劳作模式变革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日常观念和行动。
但从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劳作模式变革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村落人际关系的紧张和公共精神的式微。村民告诉笔者，几十年前村子里还在种地时，村民的“公心”还比较重，人与人之间无偿帮助也比较多，“现在可好，村子里有什么事儿，都得花钱才能办成，有的花钱还办不成，人与人之间没有公心了，都是各顾各儿的。”现在村民为了追逐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广建楼房，在有限的空间里，楼房越盖越高，其采光也变得越来越差，几乎所有楼房底层都被前排挡住了阳光。在“挤占”公共空间方面，村民之间时常发生口角，甚至邻里之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更有甚者，有些临街的村民，将楼房从二层起开始往外扩建，最终将村中本来就不宽敞的小路完全遮蔽起来，形成了人造“隧道”或者线天”的景观。密集的楼房建设也给整个村子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正如村干部张某立所说的，“现在谁也没办法，一切都向前（钱）看了，谁还管别人？”虽然不能将村民公共精神式微的影响因素做简单化处理，但生计方式转变带来的深层次劳作模式的变革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村落劳作模式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村民的社会交往行为。依靠出租房屋获得收入，更多依赖的是生活空间，逐渐消解了现代工业带来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由于不用到工厂或单位工作，也不用到田里耕作，出租房屋的村民从时间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于是他们通过打牌或聊天或其他活动消磨时间，而这些活动除了极少数是在公共场合举行之外，大多数是在邻里之间或者朋友之间完成的。在田野中，有村民告诉笔者，“你要找谁谁，就去谁谁家找，一准儿跟那儿打麻将昵。”在这种情况下，空闲时间的增多在某种程度上密切了邻里和朋友之间的社交联系，巩固了维系村落社会的各种人情、面子及社会关系，从而有利于村落结构的稳定和村落共同体的延续。
村落劳作模式的变化还影响到了村落的政治运作，主要表现在村民、村干部与基层政府之间。村民生计方式变得多样，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社会资源的途径越来越多，他们对于村落及村落组织的依赖越来越小；同时，村干部在处理村落事务时，很少能够得到基层政府的直接支持，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从基层政府来看，由于整个国家组织结构基本都是按照科层制管理，实行层层指标化的治理方式，作为行政权力终端的基层政府在面对本地村民大规模“违建”和外来人口大规模聚集的情况时，也充满了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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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程浩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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