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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冈·卡舒巴]话语分析:知识结构与论证方式
  作者:沃尔夫冈·卡舒巴   译者:包汉毅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6-14 | 点击数:5688
 

言语……

  应该很清楚了,话语分析的目的首先必须在于,将摆论据、商讨价值观这一复杂的过程拆分为各个层次与要素、细分为各种策略与主旨。凡是精心“构建”的,都必须再被“解构”。话语分析并非为此提供一套完备的程序,但是确实会给出一些特定的步骤,可以减轻此类重构与解构的工作难度。可以简述如下:首先,需要确定的是,在媒体与社会上所谈及的是哪一话语对象、哪些话语公众?相关的论证方式针对谁、借助哪些交际手段?然后,就要研究论证体系,也就是有关的表述、图像与证明,它们让某些观念变得让人信服,赋予它们以伦理、道德的意义。最后,则要追问话语规则,这关乎到如何调控论据的交流、观点的设立,以及对于商讨过程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等类问题作出决断。其中,在每一次话语中,都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传统与价值观,以作为有力的论据。对于它们,只有经过仔细的语义与思想史的分析,才能发现,它们是否发端于一种宗教的、社会伦理的或者是政治的背景。“荣誉”、“正义”、“团结”等等都是这一类的密码词,它们源自十九世纪,通过它们可以追溯到具有特定意义与影响的文化史。在今天,人们则多采用“生命”、“自然”、“文化”以及“个性”之类的关键词来加以论证,它们是后现代社会中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折射。

  当然,我们自身也是属于这个社会及其话语—这即是最后的一个方法上的建议:将自己于话语世界中加以定位。“因此,观察写字桌、打字机旁边的人的活动,也是属于话语的文化分析。除了工具、技术条件之外,这种观察同样也涵括习性、社会地位(社会地位赋予人以参与话语的权利)等方面的视角,涵括自身生活中的“自画像”以及社会中的高端风尚;同话语一起,这些风尚让文学家、记者、大学生、民族学家、年轻学者、教授等类型的人物凸显出来。”这一提示再次显明了,在话语中,它的对于文化实践的影响也同样要加以界定—而并不仅仅限于对于科学文化的影响。

……以及图像

  这些与话语体系相关的联想与例子,大多都是局限于一定的文本形式。话语是语言、文本的交际体系。毫无疑问,这一观念切合于许多情况,而且大概也与话语理论的语言学起源相关。尽管如此,这一见解仍然束缚了历史的、当然首先是现在的话语模式与媒介,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原因在于,要表达核心概念、标语口号,话语不仅仅可以利用语言,也可以通过图像性的“文本”。比如所绘图画,雕像、浮雕,照片、电影,等等,也就是一些物质的、象征性的媒介,它们能够将各式各样的、纷繁复杂的论证效应与意义内容集于一身,而这是“一维的”纯文字所鞭长莫及的。

  在后现代的社会中,除了文字信息外,我们更多地被图像信息所围绕;我们集体所拥有的图片库以及个体所拥有的图片记忆都“爆炸”了;我们在一个愈来愈多样化、愈来愈交叠的图片世界中来认定自身的生活环境—如果说这一切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没有相应的认知历史、媒体历史的思考,就不能够进行合适的话语分析。相比于文字,图像在一些方面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对于需要表达的事物来说,图像的描摹比起文字的撰述要更加地贴近。至于摄影与电影,这类图像的制作比起那些冗长、繁复的文字写作要更加地容易。可以说,对于同一对象,图像往往是更加经济的记录手段。它们比言语表述也要更加明晰得多。此外,只要在视野范围内,图像所提供的是一种同步的印象,凡是它所描摹的,人们都概览无余。囿于自身的特质,文字却只能表现为一种先后承接的排列顺序。……由于可以同步呈现某一场景的不同层面,图片就具有了信息的高密度;而之后只有通过诠释的过程,这种高密度才能逐位置、逐细节地加以分解与破译。”

  此处所论及的并非所谓的插图,它们不过是占主流地位的文字的附件罢了,这里所指的是图像自身的独立价值,指的是图像所独有的、在我们的“感官世界”中所发挥的信息认知与美学感受功能。这就给话语分析提出了新要求,涉及到“可视人类学”的领域;在文化学讨论中,其意义愈来愈被看重。原因在于,可视人类学所探究的是可视信息在社会中得以传播、认知的条件与形式—这是从图像、观察与意义这三者之间互动的意义上而言。由此,视觉人类学尝试描述由文化所主导、所中介的认知历史,并进而可以扩展至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在此背景之下,则应当追问:在当代,图像是否的确奠定了一个“现实”新层面的基础?“所中介的”与“所经历的”认知之间的界限是否日益淡化、模糊?通过媒体的视觉经验是否已牢不可分地融入了自我经验之中?作为一种话语媒介,图像是否最终能够具有自身的论证力度?

  民族学的媒体研究如今正面临挑战,以上即是对此的一些思考和假说,不仅基于媒体分析的视角,而且也考虑到现代图像媒体在民族学研究工作中的运用。正如同以前摄影曾经立马成为“经典的”田野考察方法一样,如今,也几乎没有哪一家民俗学、民族学机构可以放弃录像技术。我们以此制作“他画像”的图像,这绝对不是错的,但无论如何,它却至少是像文本创作一样复杂的工作。

  然而,这一评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话语分析的范围,进入了社会认知方式的复杂领域,而这一领域是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对于图像分析,我们还远远没拥有理论上、方法上的成熟工具,这类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从美学、象征效应的视角来“阅读”图像的意义内容。尽管如此,依照我们自身学科—所谓“日常文化的科学”—的规划,我们必须要踏入这一领域,即使我们也许并不喜欢如下的口号:我们的日常文化是活的,借助于话语与媒体、并且在话语与媒体之中,它能够实现自我的认知。 

(本文原载于《文化遗产》2018年03期。注释从略,详情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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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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