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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代“官学”兴建，国家介入“儿童教育”。但是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更大的还是民间故事的“惩戒”“劝诫”，它浸润着社会各阶层，同时与官学教育并行不悖。“历代中的儒士用所谓采风的方法广泛搜集风俗与传说，甚至创作新的传说；而后，这些文人创作的传说又转变成口头的民俗传说。他们很少置自己于风俗的对立面。风俗、传说和仪式因此传承久远，从民众中发展起来，又经官方审查、修改而又回到民众中去。”“老虎外婆”型故事恰是如此。“‘狼外婆’是典型的带有启蒙性质、用于教育儿童的家庭故事类型。……这类故事普遍带有寓教于乐、生活气息浓郁、语言鲜活生动、适用于儿童接收的特点。”笔者即在遵循这一思想的前提下，追索其“教育”“启蒙”之意义。
“老虎外婆”型故事基本情节就是母亲（或孩子）外出，遇到老虎、狼、猢狲、熊、狐狸等精怪，误入其穴或他们被引入家中，精怪被识破，孩子智斗精怪。这一故事的重要角色就是：母亲、精怪、孩子，故事的矛盾冲突一般落于精怪与孩子之间。故事中父亲缺席（44则故事中，6则父亲健在，但4则都提及外出），母亲外出（34则都是在途中被吃），成年人缺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故事的对象是“儿童”。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极少关注“儿童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权益、在消费领域中的作用”。“家”是儿童的主体生活空间范畴，因此故事从空间上则区隔为“家内/家外”。通过表1，我们可以看到外出与家庭信息泄露是招致祸患的起因，“家外”则是危险之境，精怪为危险之源。
表1“老虎外婆”型故事中外出事由与精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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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到，外出事由，除了流传于浙江宁波的《红毛野人》外，其他的都是亲戚间的走动，主要以母亲回娘家为主，只有一则是外婆到外孙女家，还有一则是姐弟到外婆家祝寿。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儿童来说，社会交际圈主要以“家”为核心，辐射周围亲戚，再加上以从夫居为主，社交圈的另一端主要就是“外婆家”。在故事文本中，危险发生多是从自家到外婆家的途中，而这恰是相对“家”而言的“他者（the other）”，他者“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 而对于儿童来说，形象思维能力更强，因此在故事文本中，首先从形象上塑造了“他者”。从故事中我们看到危险来源——精怪，因地域、民族不同，精怪名称有异，从上述文本可以看到主要集中于动物（虎、狼、狐、熊）、妖魔（野人、红眼绿指甲、毛速木恶魑）。无论动物还是妖魔，在形象上都是异于“孩子与亲属（父母、外婆、姑婆）”的“他者”。正如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认为的，任何文化都需要通过“他者”来建构“自我”，同时“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在创造它的‘他者’”。其次则是从智慧上亦将“精怪”他者化，儿童无论年龄还是体能上都处于弱势，在矛盾冲突中，总有“儿童”落入精怪之口，从表1已有清晰呈现，尤其是很多文本中儿童生存的依赖“父母”亦难幸免。但总有孩子通过智取逃出魔掌（某些故事中有外援，如东乡族大力士、货郎、老天爷、瑶族故事中的山鸡等）。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防范“生人”（他者）思想一脉相承，目前它们更多以民俗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留存，如很多地区新娘子（从外面来的）进门要跳火盆、撒金纸、撒豆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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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张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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