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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革]19-20世纪江南田野景观变迁与文化生态
  作者:王建革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8-04-01 | 点击数:4734
 

  太湖美景和沿岸桑基农业,李希霍芬给出了西式科学描述。村庄景观不美,但他仍说这里的景观像意大利,以现代的眼光看,可能很美。只是他的审美,也受到了当时盛行的欧洲科学审美观的影响。自然科学大兴后,人们对田野的赞美不再集中于自然化和人文艺术化,更赞美科学设计下的园林和田野,李希霍芬对中国景观的评价不高,多源于此。但是,李希霍芬也不否认中国局部景观的文化特色,对一些特色景观,特别是小石桥,仍给予了高度地评价。中国特色的园林化景观被这位西方科学家欣赏:“连河道上那些美丽的石桥都是花岗岩造的,石块被打磨得非常光滑,大概有三四米长,形成完美的弧度。”

  中国文人看到景观不佳处,往往不描述。当时整体的景观衰退,因此文人才没有更多的田园诗。以江湜为例,他在临平关注到河中的水生植物,这是少有的水面美丽景观。“水市菱初老,霜畦麦又生。来因迎使节,默自动乡情”,这只能算是中性的景观评价。在松江城外有闲地,他在这里散步,也感叹家乡苏州城的拥挤。他认为当时的苏州城“尺土借人百金赎”,这是寸土寸金的描述。在这里,“无隙能栽半竿竹”。长期以来,传教士和外国考察者也这样描述人口拥挤的苏州城。在山水之间,往往有树木和水面,这样的地区是山水画中的景观,被古人讴歌,也被近代诗人赞美。在宜兴,江湜提到了这样的农田。“我闻阳羡山,其下多良田。田多须水溉,此水余清涟。单锷知其利,乃不知其妍。我观上流平,9)9)玻璃然。树影忽倒落,写入波中天。有如皎月色,布满寒林前。”

  中国文人很少描述荒草与聚落的景观状态。徐兆玮曾提到常熟荒地。“兵燹之前,本有老荒;兵燹之后,又增新荒。以予所知,昭邑除张、吴、归、何诸市木棉地全熟外,每图各占荒田十分之二三。”李希霍芬在西湖附近看到了衰退的野生景观与荒凉的村落,对乡村在战乱后的破败和杂草群落对村落的侵占,描述得非常清晰:“我回到河边,沿着河岸有一个长长的村子,在村子和山坡之间是居民的耗时地和田园。看得出来以前被耗时种的地方现在大部分都荒废了,杂草丛生,甚至延伸到村落中。村子里大部分房屋都成了废墟。”这是一种战后的荒凉,农业活动以零星的集约化方式开始,很少出现技术的中间形态,没有像西方或中国早期的那种休耕形态。李希霍芬在江南发现了农业技术体系在周期性衰退与重建过程中的技术稳定性。正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使中国农田景观塑造没有农业技术的中间类型。人们重新恢复农业时,只耕种少量田地。

  究其原因,除了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到破坏外,此地人口众多,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却就这样白白荒着,可能由于这里的人只被允许开垦指定的土地,不能自由耕种土地。另外还可能在受到工具和耕作方式落后影响而导致的劳动力低下。当然缺少肥料也是重要的原因。情况常常是这样的,人口因为战争或是疾病减少后,需要人工施肥的那些作物自然跟着减少,相应的耕地的数量也减少。如果当地减少一半的人口,那么耕地的面积也跟着减少一半。南北方相比较,南方出现上述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农业对肥料的依赖,决定了农民在开荒初期,由于人口较少,只耕作较少的耕地,其他地荒废,呈荒野状态。周期性动乱发生后,杂草丛生。随着人口增加,田野被辟为农田,部分为荒地。完全垦殖后,又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多而形成更多的小块农田。田野的周期,只是一块块集约化农业斑块迭加的过程。中国农业在近代人口增长的周期下,不是边际效益增加或递减的周期,是肥力决定下的生产恢复的周期,这是由生态循环和几千年以来精耕细作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李希霍芬认为,尽管中国农业是一种发达农业,却没有达到土地利用应有的水平。他发现太湖周边的山丘没有被利用,长满了野草,没有种葡萄,更没有羊,认为这是一种遗憾。他认为林牧业需要提高,而中国人在生活上没有那么多的需求,稍事耕作就能不依靠外部力量吃饭穿衣。如果欧洲人利用欧式农业经营技术,荒废的山岭和草原会被用来发展畜牧业,“得到的产品将成倍地增加”。偏向种植业的中国集约化农业技术,是人口压力较高下的一种状态,但是,这种技术没有应有的弹性,以至在人口较少时土地利用不充分。他更受当时的资本化思维的影响,看农业景观,不再是一种风景欣赏,而是一种资本价值的评估。在欧洲,当时的许多草原被圈成牧场,一部分农田也被牧场化。但是,中世纪的敞地景观依然在一些地区存在。在乡村,许多共同地被保护下来,乡村人有着共同放牧权,这种公共地,有着公共的景观,不像中国的小农经济下的景观农业化和小型化。

  英国历史学家西博姆习惯于从古纸堆中寻找长期以来在其祖国的土地上被抹却的共同地役制,1885年他十分惊奇地看到现实社会中畜群在博斯的留茬地上游荡。法制对强制轮作的废止在第一帝国时期激起一片遗憾声。实际上它长期存在着,几乎同过去一样蛮横不可一世。在长型田块区,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强制决定于土地的形式,甚至还有道德束缚的因素。在洛林高原,在阿尔萨斯或勃艮第的平原,到了春天,三圃制的三部分以其各异的颜色争奇斗艳。只是在以往用来休闲的田块上,新的作物代替了稀少的荒草。

  中世纪的三圃制一定程度的存在,是农业技术的中间形态。在中国,小农占主导地位,景观随意化,即使种植同样的作物,也有一定的混乱度。

  中国小农群体有一定的园艺审美水平,破烂状态是在一定道德、制度和人口的压力下,整个小农群体对景观的放弃。但是,国人原有的园艺素质又可以随时恢复田野的生机。在适合自己的土地上,小农会经营自己的田野空间。由于政治对乡村社会的压迫,基层社会的管理能力才出现大幅度地下降,许多小农放弃了庭院和田野空间的管理。罗斯对中国的田野经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他看到的中国田野只有农作物: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确被开发成“花园”式了,因为每块石头都被砸碎了,各种杂草都被除去了,各种作物都像婴儿一样得到了精心的照料。一种粮食作物即将收割时,另一种已准备下种了;新的作物经常种植在还未收割的成熟作物的行间。“花园”一词本应使人产生美感并感到愉快,而在中国不会有此感觉。在任何一个乡村里,人们都找不到被留下来用作娱乐场所的空地。没有绿地,没有草坪,没有鲜花,也没有点缀生活的树木、公园和乘凉的地方。

  明清以来,中国乡村审美基本限于田野,没有公共绿地和空间。农民的庭院和士人的园林是私有的,外人无权欣赏,田野的农作物,基本上就是公共空间了。士人消失的时代,也是审美空间大衰退的时代。这时的中国小农,在经济衰退中尽力维持着田野的生产力。他们维系着农业的可持续性,供养了大量的人口。

  李希霍芬及一些西方人士对江南的评价,有真实与科学的一面,尽管中国人也有涉猎,却没有西人详细。到20世纪,从卜凯到日本学者和满铁的调查专家,都以科学认知为前提研究江南农业。他们对人均地亩数、劳动力投入等技术性指标过于敏感,相对忽略地理景观和技术形态。天野元之助对松江的调查涉及到聚落形态和人文景观,这种调查的景观呈现,并不是有意为之,是日本调查的那种面面俱到的特色所致。大部分调查没有李希霍芬的景观视野。许多西人仍然没有忽视田野之美。英国画家利德乐看到西湖周边农田中的水牛与水田时情不自禁地发出惊叹:“早餐后我到岸上散步,没走多远就见到一幅典型的乡村图景。水牛在水田里耕作,为播种作准备。‘啊!’我想道,‘无需浪费时间’,决定画下这个画面。”他不但肯定传统江南农业的田野,也对中国的传统农业持肯定的态度,当时的大部分西人却不是这样。“人们正在田间辛勤耕作。有的锄地除草,有的抬着一桶液状物,往土里施。气味随风飘来。在中国什么都不浪费。但外国人对这种用恶臭的粪肥浇灌作物的方式不太赞同。他们要求大家当心自己吃的蔬菜,经常还强制人们彻底放弃蔬菜,特别是沙拉和生蔬。”清末有一位真正的农业专家,他对景观和中国传统技术的评价一直影响到现在,这就是美国专家F.H.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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