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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明 张雪松]城市空间再生产的类型与逻辑
——失地少数民族社区的经验研究视角
  作者:何明 张雪松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27 | 点击数:5732
 

  四、“造城运动”与农民的被城市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了以“高新区”“开发区”及“大学城”等名目的“造城运动”。在与城区具有一定距离的郊区,农业用地所占土地面积比例较大而住宅占地比例较小,征地难度和成本远远低于建成区。加之“在一张白纸上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广袤无垠的田野为领导者展示其想象力、决策魄力和执政能力提供了最佳舞台。从所产生的效果来看,相较于旧城改造、“摊大饼”等模式,造新城具有更为显著的城市形象改善效应和拉动经济增长效应。多种动力的聚合,掀起了造城运动的兴起。

  K市的造城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城市新区即大学城建设。

  个案3:“大学城”边的回族社区——H村

  H村隶属于K市的近郊县,南距县城4公里,为回族聚居社区。2008年9月,H村村委会转制为社区;2012年8月,村民户籍由农村居民改为城市居民。H村是一个流动人口的集散地。据2014年统计,H村常住人口1985人,流动人口2600多人。在流动人口中,有少数民族978人,大多数是来自本省和邻省的回族聚居区的回族,也有少部分彝族、白族和仡佬族。

  H村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村落。清真寺内存有一块立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的《重建清真寺功德碑记》,碑文说建村“始于明洪武间”。到清代咸丰年间,全村发展到124户,500余人,其中有汉族20户,100余人。

  H村原本隶属于K市的近郊农业县,以种植蔬菜、水果、花卉为主,被称为K市的“菜篮子”。因其为K市距离最近的郊县,尚有平坦、连片的农业用地没有开发,21世纪初成为造城的最佳目标,2003年新区即大学城建设正式启动,H村及其所属乡镇无可避免地被纳入新区建设规划范围之内。

  据村民所述,在新区建设的规划中,H村被分为29个社区,需对原有村落进行合并,但由于回族社区与其他社区合并会带来生活的不便,故把H村作为一个独立的社区保留并延迟改造。

  在新区开发之前,H村拥有土地2556亩。在2003年新区开发建设之后,H村的土地不断被征用于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十多年来被征用的土地达1040亩。截至2014年,H村所剩的耕地不足500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现有土地基本上都种上了行道树和绿化树,人多地少的情况更加突出。

  村民们通过土地征用补偿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货币收益,新城的公共设施、环境建设等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但所得到的补偿金毕竟是有限的和一次性的。按K市农村普通生活水平和当前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测算,补偿金能维持家庭8年左右的生活;如按照城镇居民普通生活水平来测算,仅能维持家庭5年左右的生活。而这样测算的前提条件是,对于失地农民的相关政策措施完全到位,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服务等公共服务,并且能够完全兑现。H村居民有317人参加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其中215人可以领取每月330元的养老金;整个社区16岁以上的居民(除在校生外)100%参加了城乡居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虽然就医条件比以前有较大改善,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途径少、报销比例低,保障水平不高,卫生院的报销金额每人每年只有40元。新城规划许多内容都是“画饼”,迄今尚未落实。政府在征用土地时对村民的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在新区建设规划中,29个征地拆迁社区建设标准为每人居住面积80平方米、经营面积15平方米,但至今没有一个社区达到规划所规定的补偿标准。

  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农业生产方式,新的生计来源在哪里呢?虽然大学城建好后,人流拉动了一些消费,但受益范围主要在大学城的邻近社区,对H村的经济拉动作用并不明显。有的居民抱怨说:“新城看得见的地方建得很好,而我们这是城市的背阴处。”面对逐渐减少的土地,H村的多数居民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充满忧虑,担心如果政策落实不到位,让他们失地并失业,可能会沦为城市游民。

  全国造城运动中宏大而超前的城市规划显示出领导的“大气魄”“大手笔”。尽管政府动员行政资源迫使人口集中度较高的高校等机构、能够拉动公共服务资源投入的政府机构等入住以及建设高铁站等大运量交通枢纽设施,但很难在特定时间内营造出人口密集的“人气”和车水马龙的活跃景象,住宅小区入住率低、大量被征用的土地长期闲置的情况相当普遍,国内许多新城都陷入了被网络媒体称为“空城”“鬼城”的状态。H村居民MQW对笔者说:“新的规划在村口划了一百多亩地,征地的时候地上的蔬菜已接近成熟,说推就推了,太可惜了。征地时告诉我们,2009年可以入住新社区,现在都2016年了,那些土地还空着,规划上的好些房子连影子都没有。”

  作为中国城市空间再生产的重要模式和关涉千家万户的城市经济事件,“高新区”“开发区”“大学城”等各种名目的“造城运动”牵扯进诸多群体——决策的领导、承担投资与建设的开发商、失地农民、房地产购买者及入住者等,其中权力、资本、收益、预期、生计等诸多核心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合作、博弈、冲突、妥协多重关系,不失为解读中国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具有关键价值的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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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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