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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鹏程]怀旧、反思与消费:“民国热”与当代民国名人轶事的制造
  作者:祝鹏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11-22 | 点击数:4343
 

  三、从“重说”到“戏说”:娱乐化与民国文人轶事的虚构

  “民国热”的兴起离不开大众媒体的推动,最有力的鼓吹者都和媒体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有些还通过参与新媒体节目(陈丹青《局部》、高晓松《晓松奇谈》《晓说》),深度参与到媒体中。他们深通大众媒体的运营之道,知道要扩大影响,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观念,必须精熟大众的表达方式,迎合大众的趣味。至于相对低端的推动者,诸如微博、微信上的历史营销号、用剪刀浆糊炮制民国读物的写手,其生存更是和媒体息息相关,他们追求转发量和关注度,人们想看什么就制造什么。随便在媒体上搜索和民国相关的文字,就能看到这样的标题:“揭秘蒋介石童年:熊孩子一个,一生很少提及父亲”“猝死、纵欲、暗杀:‘小诸葛’白崇禧之死”“民国大V:鲁迅文艺圈‘网红段子手’”“民国的大学老师吃什么?外卖、小灶、零食样样齐全”。岁月赋予民国美感与传奇性,大众传媒则为民国提供了宽广的演绎舞台和放飞想象的空间,从而促成了媒体民国历史叙述的娱乐化与戏说化。

  尽管那些民国名人轶事的讲述者打着“揭秘”“求真”的口号,但我们很难分清他们和“段子手”与“说书人”的区别。以音乐人高晓松为例,他在脱口秀节目《晓松奇谈》里干脆作说书人的打扮:手持一把写有“晓松奇谈”的扇子,一边手摇扇子,一边高谈阔论,谈蒋介石日记,聊西安事变,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有观众一眼看出了节目和说书的相似之处:“说书/唠嗑/吹牛皮有个共同点,容易越说越激动,说到激动处,拿扇子一扇,又冷静一点,顺便找回了自己的逻辑和底线。”

  《晓松奇谈》频频谈及民国。为了增加趣味性,高晓松(和他的团队)很少采用正史,而是非常倚重奇闻野史,节目的广告词就叫“奇闻说今古,谈笑有鸿儒”。传播这些“不为人知的秘闻”,不仅有助于彰显高晓松的博学多知,还炫示了一种打破“压制”与“禁忌”的快感,塑造其特立独行的公共形象。而所谓的“历史秘闻”恰恰有很多是假的,比如在《西安事变》一集中,高晓松挖掘了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合作史,他根据“最近披露的史料”,称1936年7月时,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和张学良达成合作共识的情况下,还派周恩来去与蒋介石密谈,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有政治手腕,不忘给自己留条后路。其实所谓的“蒋周密谈”发生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初步形成合作共识的1937年3月,所谈者为建立国共二次合作统一战线事宜。所谓“最近披露的史料”无疑是移花接木的结果,在节目中这样的“秘史”俯拾皆是,也难怪有人称高为“历史发明家”。

  除了影响历史进程的“民国秘闻”外,《晓松奇谈》还常常谈及的民国女性的私人生活,甚至还专门做过两期节目,谈民国的“乱世佳人”,选取民国时期的名媛,对她们的婚姻与爱情加以渲染。比如对“民国女神”林徽因,高晓松着重介绍了她与梁思成、徐志摩和金岳霖的多角恋;对陆小曼,高晓松则津津乐道于她与王庚、徐志摩和翁瑞午的罗曼史。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高晓松还用当下的价值观念来评价这些女性,比如把女性自我意识较强的萧红、陆小曼比喻成“作女”。当节目用带有亵玩色彩的言语,把这些情爱故事揭开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民国名媛的想象。说白了,这些故事和今天娱乐明星的绯闻韵事一模一样。通过虚构故事,来满足大众的窥私欲也成为节目常用的手法。

  高晓松曾在其中一期节目中,津津乐道讲述了所谓“川岛芳子死里逃生”的轶闻,称满洲贵族、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并未在抗战胜利后被枪决,她雇替身受刑,自己则逃出监狱,以农妇身份在东北度过余生。这则传闻是近年来由长春的一对母女编造的,所用辅证极为牵强,且无法提供直接证据,虽有不少小报登载,但严肃学者从未采信。可还有什么能比民国女间谍神奇脱身的故事更有轰动效果呢?一经播出,收到了大量评论和关注,其中不乏“我私下希望她没死的,这么传奇的人被枪毙掉了有点可惜”这类充满好奇心的话语。

  编得越离奇,受众兴趣越大。所以讲述者还要在故事中“添油加醋”,对一些情节进行再创作,尽量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上文列举的刘文典、梁思成故事就是如此。我们在这里再对《刘文典飞踹蒋介石》做一些分析。

  刘文典和蒋介石在1928年确实因学潮发生过冲突。据《刘文典年谱》梳理,学潮的起因是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举行成立16周年纪念,安徽大学百余名男学生闻讯前往,准备“参观跳舞”,遭到拒绝后捣毁女校的礼堂、宿舍,殴打女仆,女中学生赴省政府请愿,要求开除为首的闹事学生。代理校长之职的刘文典答应赔偿损失并道歉,但拒绝开除肇事学生。冲突发生在刘文典奉命向来巡视的蒋介石说明学潮情况时。客观来说,这场“学潮”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学生运动大相径庭,甚至带有青少年男女的儿戏成分。蒋介石的质问不无道理,而刘文典的顶撞则有护短之嫌。同时代人对这场冲突的记录非常克制,鲁迅在《知难行难》(1931年)中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胡适在《人权与约法》(1939年)中甚至抹去了刘文典的名字,称“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两者都指出刘文典在言语上冲突了蒋,但都没有刘文典脚踢蒋介石的细节,也没有渲染刘文典的风骨,更没有赞扬蒋介石的雅量。20世纪80年代,在张中行的《刘叔雅》(1986年)、万亚新的《宜城学潮录》(1986年)等记录中,这则轶事也在逐渐丰富,强化了刘文典面斥蒋的内容,但仍没有脚踢的情节。

  就笔者的考掘而言,“飞踹蒋介石”最早由畅销书作家岳南杜撰。岳南以写报告文学出身,撰写过考古、盗墓、文物流散等题材的通俗著作。2005年以后,岳南转向写作民国学人题材,陆续撰写了《李庄往事——抗战时期中国文化中心纪实》《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陈寅恪与傅斯年》《南渡北归》等著作。岳南是一个市场敏感度相当高的作家,他的写作转型恰与“民国热”的兴起同时,他精于捕捉大众对民国的怀恋,以通俗活泼的笔调表达出来。同时他还积极制造各种话题,在《陈寅恪与傅斯年》里提出“民国之后,再无大师”等极具情感渲染力的口号,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如今的岳南已经是中国作家富豪榜上的常客,是坐拥19万粉丝的微博大V。

  在岳南的民国写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南渡北归》,这本著作描写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避难西南,尔后回归中原的故事。作品包含了大量野史逸闻式的描写,并时常以戏谑的文笔出之,以至于有人称其为“南北文化圈撕逼大事件全解读”。关于刘蒋冲突的传奇也出现在这本书中:

  蒋介石闻听此言怒火冲天,嘴里喊着:“大学学生黑夜捣毁女校,殴伤学生,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为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话毕,顾不得自己的身份,照准刘文典的面部“噼啪”扇了两记耳光,而后又抬腿用笨重的马靴在刘的屁股上猛踹两脚。刘文典一个趔趄,身子摇晃着窜出五六步远,头“咣”的一声撞在一个木头柜子上,巨大的冲击力将木柜拔起,“轰隆”一声撂倒在地上四散开来,刘文典也在惯性的牵引下扑到在地。但仅一眨眼的工夫,刘文典就于满地乱书与碎瓷破铁中一个鲤鱼打挺站将起来,身体后转,倏地蹿到蒋介石面前,像武侠小说中飘然而至的英雄人物一样,飞起一脚,“噗”一声闷响,踢于蒋介石的裆部。蒋“啊”了一声,躬身猫腰,双手捂住下半身在屋内转起圈来,额头的汗水像秋后清晨菜叶上滚动的露珠闪着惨白的光芒,一滴滴飘落下来。众人见状,大骇,知刘文典的一脚正好踢中了蒋的小蛋蛋,急红了眼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仍在抖动拳脚做继续攻击状的刘文典一举拿下,速将呈霜打茄子状的蒋总司令抬上汽车,送医院施救。

  这是一段充满戏说和传奇色彩的文字。作者以说书人的口吻展开叙事,“添油加醋”地描绘了这场冲突,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刘文典的挨打和反击,还加入了“头撞柜子”“鲤鱼打挺”等细节,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让人感觉身临其境。为了挑起大众的阅读兴趣,作者刻意在形式上追求演义小说的风格,使用大量明清小说式的语言来组织行文。这种处理是相当成功的,有读者赞其:“作为一本大部头的历史著作,读来竟从不枯燥,像小说一样流畅,欲罢不能。”但另一方面,无论是蒋介石的打人,还是刘文典的反击,都是作者在史料之外的过分演绎与想象。作者对“脚踢蒋介石裆部”这一细节浓墨重彩的描写,无疑为大众提供了一个窥探历史隐私、消费名人八卦的机会。无论是戏说的文笔,还是戏剧化的情节,都是为了迎合市场,这么做的代价是牺牲了历史的真实性,正如某位批评者说的:“作者为能吸引读者,有意引入大量名人八卦和细节,杂之以抒情式的议论与近乎粗鄙的语言,暂且不论这本书能否称得上是‘史诗’,但这种于史无据、文字轻佻的叙述,倒是有弄巧成拙之嫌。”

  和正史相比,对民国的传奇化改编更具审美价值,更符合大众的猎奇心理。“眼球为王”的传媒吞噬一切,再高尚的理想也要向文化工业与大众趣味低头。正如作家肖伊绯所说:

  谈王国维必说《人间词话》;说陈寅恪必说《柳如是传》(即《柳如是别传》——引者注);讲钱钟书最爱《围城》;侃胡适少不了韦莲司,这即是大多读者对民国学术的普遍取向——文艺化最终指向娱乐化,这即是如今的文化。学院派板着脸做的表格与说教,没多少人看,但人人都能说上两句,人人都有“民国范儿”。根基早已坏死,能娱乐就不错了。

  于是,“重说”变成了“戏说”。“戏说”在大众媒介中获得了纸面、音频、视频等多渠道的传播。这些形式符合都市中产的趣味,也符合他们接受知识的方式:轻松、有知识、有格调,既可以集中阅读,也可以在上下班、购物、健身时通过视听获得,于是,各种关于民国的想象与谣言借着大众读物、纪录片、脱口秀节目迅速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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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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