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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连荣]百年“格萨尔学”的发展历程
  作者:李连荣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7-09-18 | 点击数:7170
 

      三、“格萨尔学”的长足发展:新时期以来的研究

      1979 年至1987 年,“用马克思主义的史诗理论,描述《格萨尔》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艺术”,[30]认为史诗反映了为民除害、保护人民,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思想。[31]这种讨论占据着主流,事实上承袭了苏联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诗研究理论与问题意识。

      1987 年至2000 年,热衷于探讨《格萨尔》史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尤其集中探讨古代藏族宗教信仰文化与传统社会制度,例如古代藏族氏族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和血缘关系等。[32]这些制度依然深刻影响着现今的藏区生活,因而史诗是藏族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这种研究糅合了马克思的史诗观与流行的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

      1984 年以来,吴均、毛儿盖·三木丹、洛哲嘉措等学者研究格萨尔的历史真实性问题,开启了史诗研究的“历史学派”。后期更多藏族学者延续了这种研究,并继承传统藏族学者的观点,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最终达成共识,认为格萨尔是11 世纪的历史人物,史诗是其传记。王沂暖集中探讨了史诗的部数、行数、分类法以及藏蒙《格萨(斯)尔》的关系等问题,提出《格萨尔》存在分章本与分部本的差异。与此同时他认为:通过逐行计算,《格萨尔》史诗堪称“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蒙古族《岭·格斯尔》源自藏族《格萨尔》,但又有自己的特点。[33]

      杨恩洪先后调查了西藏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四川甘孜州、青海果洛州、玉树州的艺人情况,对艺人的类别与说唱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她认为艺人从传承方式上可划分为五类,即神授艺人、闻知艺人、掘藏艺人、吟诵艺人和园光艺人。[34]此外、东嘎·洛桑成列、角巴东主、恰噶·多杰才让等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尤其是巴仲(后期归为多巴念夏,即民间术士的一种类别)艺人的神奇创作天赋,引起了大家的关注。[35]

      降边嘉措、王兴先等学者对《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更为关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的研究生导师,他们从学术传统的代际传承出发,着眼于研究梯队的建设,从人才培养方面开启了“格萨尔学”的新起点。此后,“《格萨(斯)尔》史诗”这一研究方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逐渐增多。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格萨尔》史诗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西北民族大学的“文库本”(1992- )[36]、中国社科院的“精选本”(1996-2013)、西藏社科院的“桑珠本”(2000- )、青海文联《格萨尔》研究所的“优秀艺人本”(2008- )等大型项目得以开展。以“精选本”为例,1996 年立项,计划精选40 部已搜集的《格萨尔》抄本,进行异文本之间的校勘后出版。但是,首批出版的前4 部(2001 年)受到了如下诟病:或未经任何选择,将所有异文本汇编为一册,比如《天界篇》,或将各种异文本“根据自己喜好”进行“剪贴式”处理,比如《霍岭大战》。此后,经编委会讨论决定,只做“精选”与文字校正工作,并将范围扩大到艺人说唱本,至2013 年底终于完成了全部编纂出版工作。

      2000 年以来,中国相继开展了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的协调下,藏区各地开始重视史诗传统的传承与保护,在研究方面则呈现出两个特征:一部分学者开始深入研究艺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白玛龙·仁增、金果次平,他们或者修正前人的研究成果,比如白玛龙·仁增提出了多巴念夏艺人类别;[37]或者对某个艺人进行专题研究,比如金果次平研究桑珠艺人。另一部分学者开始认真整理抄本文献,比如曼秀·仁钦道吉详细分析了十八大宗各个抄本的产生、涉及的地理、文体风格特点等,为进一步研究史诗的形成等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四、小 结

      总之,“格萨尔学”的研究工作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继续着,特别是近年自这部史诗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以来,相关的保护工作得到了加强,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新一轮热潮。我们期望,不久的将来,随着保护、搜集、研究工作的进展,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拓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交流,会将“格萨尔学”的研究推上更高的台阶。

(注释与参考文献请见原文)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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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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