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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的乡村正在消失。钢铁身躯城市机器在吞噬乡村的同时，也在吞噬志怪传说。中国的妖怪正在消失，而在日本，研究妖怪文化的学者早已成立了研究中心，他们耗时6年收集了日本全境1.6万条妖怪的传闻和故事，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我看到了日本这些发展这么好很着急。”刘晓峰说：“我到下边去调查的时候，看到过一个村子，这个家族能追到宋代，一下子就被拆了，人都没了，都搬走了。（中国）一天有多少个村子没有了你知道吗？几百个。那就是说有几百个村落的传说在被抹杀掉。”
日本妖怪研究发展多少会让中国同行欣羡不已，纵然他们起点相似，后者还拥有比前者更为庞杂的典籍与民间传说。
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妖怪文化都曾面临相似的命运——强大的西方现代文明跟随商品、资本和军舰进入两个东亚古国，原本的解释体系遇到了科学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冲击。
让时间回到19世纪末。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在哲学馆教授的讲义集结成书，作为《妖怪学讲义》出版，井上圆了也被视为开启日本妖怪文化研究的第一人。时值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技术和制度，当时的学者也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科学主义，要以科学取代迷信和神怪传说。出于这种目的，井上圆了遂“提哲学之利器，而下一刀两断之断案：凡妖怪中有关于物理若生理者，则资诸理学、医学以释之，以哲学为础，以理学、医学为之柱若壁，而构成妖怪学之一家。”他像个解谜者，搜集了日本全境400多种妖怪，并以心理学、物理学、化学等现代知识将之逐一击破。
这种用现代科学解释“不可思议之事”的侦探模式一直持续到1909年。受到西方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影响的日本学者，不再将妖怪视为阻碍日本发展现代文明的绊脚石，而是把它归于民俗，视为文化，再去探究“妖怪是否真实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日本动漫《夏目友人帐》里透着妖怪文化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走到了井上圆了的反方向。他开始搜集日本全境的妖怪故事，把这些被科学逼进垃圾堆里的妖怪又捡了回来。经过科学主义洗礼的日本，已经没人相信还有妖怪的存在了。在他收集妖怪传说时，时常被人笑话：“妖怪这种东西有吗？”在偏僻的乡村，如果问到这样的问题，甚至会有人生气，认为这是对乡下人的鄙视。
他试图在此找到日本的国民性。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妖怪谈义》中，他写道：“一个民族试图进行新的自我反省之时，它（指妖怪）是能够给我们提供特别意外多的暗示的资源。我的目的是以此来窥见平常人的人生观，特别是信仰的推移。而且如果把这个方法稍加延伸，或者承认眼前的世相具有历史性，或许可以逐渐养成探究其因由的风习，理出使那些不迷不悟的俗物改宗的线索。”
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妖怪的命运与日本同类差不多。
1925年，井上圆了的《妖怪学讲义》被蔡元培翻译后引入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从封闭的帝国融入现代全球文明的痛苦转型中，用科学祛除蒙昧，让井上圆了的妖怪学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推崇。不仅人模仿井上圆了写了中国的妖怪学讲义，著名民俗学家江绍原还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开讲“迷信学”。
某种程度上，中国对妖怪文化的研究大多东借日本经验。柳田国男之后，一些中国学者深受其启发。曾在日本游学的周作人几乎收集阅读过所有柳田国男的作品，其热切程度不亚于如今当红歌手的狂热粉丝。他把柳田国男的研究方法放置于中国神怪传说中，要“从妖精打架上想出道德来。”
1949年后，人类学和民俗学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学科”，中国的妖怪研究就此中断。
在学术研究之外，妖怪本就是民间娱乐的方式。然而这种娱乐，也在延续着同样的逻辑。
早在室町时代，日本的御用画师土佐光信就绘制出了《百鬼夜行图》，他将被人遗弃的伞、锅、木鱼等旧物赋予妖怪之身，置于夜行百鬼之列。其后出现的各类百鬼夜行绘图，多半也基于此。在商业开始逐步兴盛发展的江户时代，妖怪、鬼、神，时常成为民间艺人创作的题材。当时著名的妖怪绘师鸟山石燕，在土佐光信的基础上，绘制出最著名的百鬼夜行图。
土佐光信绘制的《百鬼夜行图》
“在日本人拿妖怪做买卖的时候，中国人也在拿妖怪做买卖。”刘晓峰说。妖怪传说总会在民间不断继承和再次创作。他举了个例子，清代《车王府曲本》记载了北京天桥说书人的《西游记》。在这个版本的《西游记》里，北京众多地名现于其中，比如雍和宫，德胜门；凤仙郡的求雨故事多了蛤蟆精化形的喇嘛。清代的北京已经聚居了很多回民，迎合听众，说书人在《西游记》原来的基础上新增了回民的故事，诸如孙悟空在师蛮国打死了迷害回族姑娘的刺猬精，一个老回回为唐僧指点迷津等等。
即便是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读书人，对妖怪同样兴趣满满——落榜书生蒲松龄《聊斋志异》写鬼和妖狐，清代大学士纪昀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记载了很多道听途说的妖怪故事，诗人袁枚编纂撰写了《子不语》，专言“怪力乱神”。到了知识分子高举科学理性大旗破除迷信的近代，也将陋习、恶性冠以妖怪之名，以妖怪故事的方式，进行比喻和讽刺。
二战后，在日本逐渐成为显学的妖怪学，逐步得到娱乐和资本的青睐。
上世纪50年代起，日本妖怪形象逐渐从青面獠牙向人性化的转变。被称为“妖怪博士”的漫画家水木茂在1959年开始创作连载漫画《鬼太郎》，讲述了一个人类与幽灵的孩子和森林里的伙伴，用妖术战胜坏妖怪的故事。之后，以妖怪为主题创作的小说、漫画乃至于动漫游戏，井喷式出现。2011年，水木茂的故乡鸟取县境港市举办了“妖怪水平考试”，那次已经是第六届了。那座城市把妖怪发展成了旅游资源，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此事，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妖怪热”给出了如下评论：“一方面体现了其休闲文化内容之丰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日本民众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某种思虑。”
妖怪几乎出现在每一部日本动漫和游戏里。每一个从小看过动漫的孩子，都会熟悉朱红色的鸟居，着绯红长裤的巫女，高鼻长翅的天狗。这种别具特色的文化在中国年轻一代日积月累的影响，最终导致2016年现象级手机游戏《阴阳师》的诞生。反观中国，人们似乎一直都在玩味科学主义和娱乐的微妙边界。虽然妖怪文化一直没有消失，但它显然并不强大。2015年，微博上有传言称国家广电总局下发新令，“建国后动物不许修炼成精”，这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这些传闻最终没有被证实，但已经变成了网友的调侃用语。
日本漫画《鬼太郎》
1949年后，严格奉行无神论的科学主义席卷全国。1966年后的十年浩劫里，国家力量如暴风一般从城市扫到乡村，拆庙，烧经，和尚从寺庙里被赶出去，强制还俗，“牛鬼蛇神”成了阶级敌人的代名词，一切神鬼仙魔慑于红太阳和高音喇叭，被迫隐入山林、田野和幽暗的夜晚。
即便如此，刘晓峰认为妖怪从来就没有从民间断根过，在阐明这一点时，他引用了庄子：“秋水时至百川灌河。”在他看来，妖怪文化在中国民间的传承就如同河流一般：“洪水一下子就满了，所有的河都满了，就是水好的。有的时候像黄河就剩一个小河套了，那么大的黄河。只是大小的差别。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水会小？从清末就有了，要用科学来战胜迷信。
但是真正具有全国彻底的扫荡力量是1949年以后，因为1949年以后的意识形态比1949年以前要彻底的多，讲历史唯物主义，讲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种意识形态在全国铺开之后，这个影响力太大了。它有意识的在乡村洗涤这些他们认为是封建的残余，比方说民间老百姓信那些小庙好多都给拆了，妖怪文化就失去了空间，相对来讲水流变得小。”
横扫全国的政治运动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所向披靡，在一些罅隙中，妖怪传说依旧在用古老的方式传承着。1963年，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官方禁止谈鬼说狐，但是鬼怪的想象并未消失，有人回忆那时的农村：“白天搞起大批判，夜间说鬼故事，两不相干。”刘晓峰小时候住在农村，白天村里的喇叭高声唱着社会主义好，晚上大人们聚在一起，还是在讲鬼故事。
他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村里三个老头在49年后依旧笃信“一贯道”教，这是一种发端于晚清的民间宗教，在其最强盛时期，信徒中不乏汪精卫政权的高官。他们信教的行为被儿媳妇发现了，儿媳妇要去报告给政府，在新政权刚建立时，这个民间宗教被列为“反动会道门”，成为浩浩荡荡的“镇压反革命组织的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三个老人把儿媳妇杀了，他们最后也被枪毙了。“没断的意思不是说大家成天去拜，而是偷偷还在坚守自己那点香火。”
他的同行抱有同样的观点。山东大学的教授刘宗迪给我举了个例子，在北京这样一个始终被政治和资本控制下的城市，仍旧保留着狐仙崇拜。经历了启蒙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北京城里依旧有狐仙庙。在他执教的山东，如青岛这样的城市，周边也有很多狐仙庙聚集，还曾有事业有成的老板出资建了狐仙庙，因为狐仙接地气，比关公、观音更灵。
近年狐仙题材的电视剧增多，图为电视剧《青丘狐传说》剧照
刘晓峰仍旧有些着急，中国对这类民间文化的继承与开发显然远远落后于邻国。2013年时，他在《光明日报》上写了篇文章《中国妖怪行不行？》，“谁能够想象这样的事实，在日本列岛80%以上进入都市化的今天，源于非工业社会的妖怪文化居然持续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产生于古老时代的狐妖鬼影，会作为日本文化软实力中最具有进攻和扩张力量的一部分，在欧洲、北美、非洲以至中国纷纷登陆。”曾有一种说法称日本妖怪的80%都来自于中国，但在当下中国，一个年轻人心心念念的“天狗”更多是指日本的高鼻天狗，而不是那条传说中吃掉月亮的神犬。
“然而在一个曾经诞生过《山海经》、孙悟空和《聊斋志异》的国度，很少有人意识到一种危机的到来——是否真的有这么一天，’妖怪’的英文读法会定型为‘yokai’而不是‘yaoguai’。在继承民族民间创造力、想象力的妖怪文化领域，我们是否又会输掉一场甲午战争？”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
手绘《山海经》图谱（采访对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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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孟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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