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是无具体信源。这类谣言最初级，也最容易识别。谣言往往只是使用“网传”“转发”“求证”“求辟谣”等非信源短语，虚构或转述一些容易引人瞩目的小道消息。比如：“网传，赵本山今晚被控制，在被抓时自杀未遂，赵本山已沦陷。”[14]“网传李双江儿子轮奸案和解。某认证博友称：李冠锋(李天一)未满18岁，作案又处醉酒状态，很难重判，5名嫌疑人家长与被害女孩家长沟通，赔偿重金、北京户口、工作、1套房，女孩已撤诉。”[15]

　　二是使用模糊信源。模糊信源旨在增加读者的倒查难度，阻止读者进一步查证，如“央视已经报道”“紧急通知!刚刚电视新闻已播出”“公安局提醒您”“外交部发言人说”等不确定、不具体、难以追查的信源短语。比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已经播出，可口可乐承认旗下(果粒橙)含有美国禁用农药‘多菌灵’，多菌灵可致脑麻痺、肝脏腫瘤等癌症。包括香港正在销售的(果粒橙)，香港食环署正在了解此事件。专家指出，(多菌灵)跟其他农药一样，对脑部影响最大，可引致局部麻痹，并会导致癌症。”[16]谣言既没有提供《焦点访谈》节目标题，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播出时间，普通读者若要查证，无异于大海捞针。

　　三是捏造虚假信源。有些谣言故意对信源进行模糊处理，犹抱琵琶半遮面，但也有些谣言言之凿凿，时间、地点、人物样样俱全，可事实上全是虚假信息。比如2012年广为流传的一则谣言：“近日，国务院文学专家谢丁河称，就官员和普通女性发生性关系的新闻报道，用‘嫖’字显得太不尊重官员和受害人，应该使用‘宠幸’一词。——到底是中华文化无耻，还是中国砖家文人无耻?”许多传谣者还附录了“谢丁河”清晰的半身标准照[17]。这样的谣言貌似信源确凿，可不仅“谢丁河”子虚乌有、“国务院文学专家”头衔莫名其妙，就连照片都是盗用清华大学一位刘姓教授的，也即所有信源都是虚假的。可是，由于谣言图文并茂，貌似信源充分，多数读者并不核实查证，谣言依然得以广泛传播。

　　四是提供无效信源。有些谣言虽然交待了“知情者”或“当事人”的某种特定身份，甚至可能提供一些细节信息，但是读者却无法从中获取有效的检索方式，不可能核实信息真伪。如：“《柳州日报》7月12日报道：7月7日下午，柳州市的张先生在柳江河白沙二队附近亲水平台给小狗洗澡时，被3条凶猛的食人鱼攻击……食人鱼是有人故意投放，经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现已查明，在华日籍人员平原一郎、野田吉秀有重大作案嫌疑!平原一郎，男，现年45岁，于2012年4月来华，从事电子贸易交易;野田吉秀，男，现年22岁，于2011年9月来华，现为国内某高校在读研究生。”[18]该谣言真假信息掺杂发布，前半段消息为真，后半段消息为假，所谓的两个日本人，连出生年月、来华时间、目前身份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可以上全都是无效信源，根本无从查证。此外，类似“我一个哥们”“一位医院工作的朋友”“我老婆的一位同学”“我父亲的一位同事”等，也是典型的无效信源。

　　这些无效信源的谣言显得更狡猾、更具欺骗性，获取的转发量往往也更大。有研究者指出：“在传播较广的谣言中，对信源有所交代的谣言是未提及信源谣言的近乎两倍。本研究的样本中，明确具体信源的谣言占比达到总样本数的51.1%，可见加入受到信任的信源信息成为谣言制造和传播过程中的常用手段。以往研究将谣言信源模糊性视为主要变量，然而本研究发现，明确提及信源并不会减弱其传播，‘亲眼看见’‘亲身体会’往往更能取得公众信任。”[19]

　　信源倒查是识别和查证谣言最有效的手段，有传播学者指出：“只要掌握几种‘武器’，就能提高对谣言的辨识能力。‘武器’之一：看信息来源。有些信息来源于道听途说，有些属于个人臆想式的‘孤证’;有些媒体发布的信息也没有明确的信息来源，只好标明‘网传’，类似信息的可靠性值得怀疑，不能轻信。‘武器’之二：要善于搜索、比对。一些谣言属于‘旧闻翻新’，虚化了时间、地点重新上传以误导网民;还有一些谣言的内容情节离奇，可以用关键词搜索的方法，将不同的说法进行比对，以判断信息的可信度。”[20]可是，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谣言家们总是会想出各种办法既规避辟谣网民的倒查，又博取普通网民的信任和转发，其最简便的做法就是提供虚假信源或无效信源。

　　极端化的夸张句式

　　谣言夸张、离奇、耸人听闻的故事风格，比那些平淡的叙述无疑更加生动，更容易博取读者转发。因此，谣言往往诉诸强烈的情感，体现为一种情绪化的思维和句式。比如这则抹黑民政抚恤的谣言：“一位老母亲在她儿子牺牲在老山前线20年后，终于第一次见到自己唯一儿子的坟墓。为什么20年她才来看儿子的墓?因为她没去云南烈士陵园的路费。儿子的战友找到了烈士的家，看到她的屋里只有一口破锅，一个土炕，一堆棉花套。老人只靠当地民政每个月给的28元过日子。”[21]谣言发布者是一位作家，貌似平静的叙述中，饱含着强烈的情感暗示。

　　谣言都是“重口味”的。为了引起注意、刺激传播，谣言不仅迎合受传者的口味，还会将这种口味强化到极致。谣言重口味主要表现在各种故事功能的强化处理上，往往利用善恶对比，通过夸张形态、夸大程度等极端化的处理使叙述情景得到强化。在谣言的叙事中，灾难总是“最惨烈的”，受害者总是“最值得同情的”，施害者总是“最不能原谅的”，施害原因总是“最难以理喻的”。比如：“七旬老汉靠卖自己种的菜为生。一个从执法车上下来了一个年轻人，朝马路边摆地摊卖青菜的老汉走来连扇老汉几个耳光连推倒在地。老汉到处寻找执法者，只想告诉他，我从山里骑着烂单车到这里用了3个多小时，只想卖点钱给生病卧床的老伴买药。”[22]

　　对比手法是谣言最常用的手法。在上面这则谣言中，“年轻城管”的粗暴、蛮横，与“卖菜老汉”的艰辛、无助都被推向了极致，形成了鲜明的强弱对比、善恶对照，很容易激发读者对于老汉的同情，以及对于城管的憎厌。又如：“【抵抗强拆，女子在公安局被扒光】一中年女子在贵州盘县红果街上裸奔，家属称，这名女子因抗强拆被抓到公安局，她在公安局内就被扒光，公安们打赌称这名女子不会跑出公安局。最后围观人越来越多，公安感觉到事态严重性，于是把该妇女打晕抬上车，扬长而去。”[23]极其羸弱的受害者对应的是无法无天的施暴者。施暴者暴行之极端，令人闻之亢阳鼓汤、血脉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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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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