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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田野工作的提升空间
学人大致都会认同这样一个理念,即田野工作为人类学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着不可替代的活态素材,为训练人类学者提供着动感的反思与成长的场域,为获得中国人类学典型极致的表达谋求着重要空间｡21不宁唯是,田野工作又是宗教人类学的核心环节,该学科成果质量之低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田野工作各个环节是否真正到位｡按照黄剑波先生对田野调查工作的体会,田野调查是一种“往来于他者与自我”之间循环的连续过程,是一种比“进得去”和“出得来”要更为细致的对于调查者身份以及对被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尊重和强调,田野作品是一种“多声道的复合叙事”｡22这一体验是从宏观方面得出来的,若从具体操作而言,尚有细微末节的技术性和理念性的问题需要解决｡既往论著暴露出来的田野调查问题,体现在很多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遮蔽了宗教人类学解决社区宗教信仰研究的光辉,抑制着这一学科介入中国社区研究的巨大潜力｡
首先是如何对人类学田野工作中问卷调查文献的证明限度和解释能力进行恰当定位｡问卷调查本属社会学介入社会问题研究的一种典型方式,宗教人类学虽然不排斥使用这种获取研究对象文献的简单方式,但绝对不会将其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主要的原因在于问卷调查是针对整个信徒(或非信徒,详见后)表层信息的调查,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旨在获得整个群体表层数据的田野工作｡社会学之推重这种田野方式,与这一学科的“求同属性”有密切关系,换言之,即在于发现社会运作的共性规律和同质现象,然后上升至理论层面;而宗教人类学则偏重“求异属性”,旨在发现异质文明的“相异成分”,它以深人社区人群深层的心智和信仰生成机制､信仰与生活交织程度作为研究的旨归,23实质上看,它属于人文科学而非社会科学｡某些既往宗教人类学论著的田野事功,惟重问卷调查,将其视为研究工作的主体,实际上忽视了这种田野方式在解释宗教信仰方面的局限性—仅能“把握”表象,而不能深人个体心境｡就重要性而言,问卷调查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人类学介入社区信仰研究的首选事功｡
其次,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质量的提升空间｡在社区宗教信仰研究中,田野工作最为关键的部分就是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上述所提及的三部代表性论著,在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方面均有可以称道的地方｡当然,包括已经引起反响的论著在内,很多实证性社区信仰研究的成果中,这项最重要的田野工作依然存在尚待提升的空间｡具体而言,观察与访谈并非走马观花和简单对话,最为重要的是以掌握核心性､深层次的资讯为根本,这些资讯既包括信徒､非信徒个体宗教情感的生成因素､表达方式,渗人政治､经济､生活､社交､伦理等领域的程度和表现形态,又包括在访谈过程中显露､微露､暗含的爱憎情感､教俗关系认知､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态度立场等细微信息,这些信息不一定通过言谈可以得到,或由面部表情､手语等体态语言表现出来,或由乐于谈论､回避谈论等谈话态度加以合理揣测,这些隐秘资讯的质量和数量完全由访谈者现场把握和体悟,并且及时客观地存留下来｡
更深人一步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如能借鉴后现代史学所倡导的“话语分析”方法,注重文本表面信息和内层信息,信息内涵和背后含义,则可以使田野工作的质量大大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史学倡导的“语境”论､“话语分析”已开始为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所借鉴｡“话语”( discourse)的运用往往包含特定的价值预设,也往往体现出对于研究对象不同的关照和认知视野,揭示出有别于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一些面相｡24在巴赫金(M. M. Bakhtin) 看来, 作为一种言说的 “话语”, 在任何时候都是 “活” 的, 其真实含义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25对于田野访谈而言,“话语”不单纯是访谈内容的记录,访谈对象言说的声音高低､谈兴低昂､面部表情､动作语言等,都需要访谈者细微观察,将被访对象的口语表达与非语言符号结合起来,既保留其公开的话语记录,又尽量把握其潜在意识､难言之隐,尤其是体会其是否受到从众心理的压力,将单纯语言分析与当时处境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这种获取田野文本取径所带来的研究图景,与往日研究论著习惯于将语言与处境､思想与现实分割处理,仅把访谈内容作为理解和评价其思想的旧有方式有明显区别,从中可以看到过去被忽视的语言与意图､思想与行为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复杂关联｡这对于加深研究的深度,拓展社区信仰研究在学科发展中的创新性和贡献度,当能提升一层,在方法学上,亦不失为一种创新性贡献｡
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水准的提升,还包括对社区内各类非信徒人员的细致了解｡这是中国社区宗教信仰研究拓展的必然要求｡“灯下黑”效应本应在社区调研中设法避免,但是既往论著中,这一方面的田野工作似有若干程度的忽视,不幸变成了田野工作中的“视野死角”,往往整个研究过程,充满了对信徒本身的多角度调研,获取的田野文献也基本不出信徒本身这一范围｡其实,深度了解信徒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交范围,不得不需要掌握与其生活紧密相关的周边人脉关系和人际评价｡一个信徒在人际交往中若感到孤立､紧张,因自身信教原因而被周边人视为异己,在社群活动中也因其宗教信仰而被有意疏远,那么,信徒对自己的信仰是否坚守,是否执意特立独行,还是尝试改变自己的信仰,这是研究者必须深人观察和访谈才会得到资讯｡中国是一个重视人伦交际的国家,人际关系和外界评价向来被国人所看重,社区信徒所面临的人际环境不仅他本人会时刻感知并加以应对,作为田野工作的重要一环,研究者似乎不应过分重视信徒个体和群体,非信徒的个体､群体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会从自身体会去评价身边的异类,对异类朋友和邻居也会提供自己独到的看法,这种“他者”提供的信息或许对我们走出信徒世界来了解信徒,开辟出另外一个视野,以匡正仅仅了解信徒们自身评价的偏差｡
再次,社区宗教信仰中各种宗教仪式的深度解读｡宗教信仰研究中,宗教仪式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问题｡大凡传统宗教,总会进行各种仪式,如基督教的祷告､读经､唱诗､讲道､圣餐,以及特定的丧葬礼仪､人教洗礼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仪式,其信徒规模､时间长短,因具体环境差异而有区别｡关键是不同类型的仪式上,信徒个体因年龄阅历､学历水平､与会心境､信仰程度､了解本教知识的宽狭､遭逢磨难､灾难疾病､对神抵感悟的不同,当其亲身参与仪式现场后,随着仪式的进行和会众情绪的波澜起伏,其情绪､表情､身心投人等这些需要“特写”,需要深度体会的信息,才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并且,这些需要现场观测的资讯中,尤其要注意扑捉那些职业不同､身份不同､人缘不同的信徒个体之间存在若干差异｡人类学田野工作需要细致到聚焦､扑捉这些一般访谈所得不到的信息,做一个高明的旁观者,而不是抱着“例行公事”的心态去观察｡
宗教仪式是信徒群体社会结构得以巩固和持久的方式,仪式的象征意义亦是支撑社会价值观的基础｡26信徒认知宗教的程度､保持信仰的浓烈与否､参悟人生价值的深度等,或许均与宗教仪式不可分割｡仪式的空间和环境对参与者而言,也是不可忽视影响因素,它在摄人心脾､凝聚人心方面,会随着仪式规模､环境的差别而有所不同｡对于参与者来说,仪式的意义具有双重解释,它既有宗教意义又有政治意义､既有神圣意义又有世俗意义｡注重文化解释的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认为,“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的作业而融合起来,变为了同一个世界｡”27这段话中“一组象征形式的作业”,是值得学人认真参悟的关键点,其中肯定包括了以往我们有所忽视的各类宗教仪式｡学人对某一行为或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如将其放在原来的脉络(context)中予以解读,透过对域内与域外宗教生活场景的了解,对日常宗教实践与信仰生活的意义､象征进行多重把握,则可以深化对不同社群间的理解｡格尔茨曾对爪哇东部小镇举行的一次葬礼仪式进行了深度观测,收集到大量的民族志素材,他据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文化解释理论,指出“仪式不仅是一种意义模式,也是一次社会互动形式｡”28虽然东西方宗教社会群体存在若干差异,中国本土的基督宗教仪式中,城市信徒与农村信徒在仪式上的表现也各有不同,但是,值得田野工作者细心聚焦的“意义”解读､宗教渗透社会互动的体察工作,仍是提升人类学田野工作空间的重要途径,格尔茨对宗教仪式文化的解释理论对于进一步拓展宗教社区的田野视野具有极为重要的启发意义｡
最后,巨变时代社区宗教信仰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协调｡所谓“巨变时代”是指进人21世纪后,中国社会生活变动的步幅较以前大大加快,由大众媒体､互联网和社会人口流动急剧变动等各种显性因素造就的一个变化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身居高山内部的偏远社区､还是处于繁华城市的现代社区,无不感受到这一巨变时代的种种变化,甚且已经参与到这种变化之中｡既往论著中,田野工作重心大多以社区宗教信徒中的中年和老年成员作为调研对象,29这是由于经历“文革”十年后,最先表达信教愿望的就是这批人员,直到近几年各类宗教人类学作品面世为止,这批中老年信徒在社区中仍旧是铁杆的信仰守望者,难怪他们会成为田野工作的主角｡
然而,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即连农村社区(包括身居大山内部的村落)也早已被覆盖在大众传媒的笼罩之下,电视媒体的冲击力尤不可忽视｡在这种媒体营造的文化环境中,受众随着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因素的变化或许会发生改变｡一般而言,家庭内部思想观念固守者往往是中老年这些“欲望”不够强烈的人,相反,年轻一代对新思想､新事物感知能力较强,易于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加之农村地区外出流动人口大幅度增长,城乡交流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逐步得到强化,社区人口中年轻信徒的可塑性因素在逐步增加｡城市社区也会面临着多歧性变化,年轻一代受到互联网影响的人越来越多,信仰缺失､生活随意､沉酒游戏甚至放浪思想的人不在少数:,社区宗教信仰的整体环境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人类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不应漠视这种变化,在田野工作中更应关注的是社区个体在这种社会变迁中的不同取向,尤其是对其宗教信仰产生的冲击性反应｡
在已经出版的社区宗教信仰论著中,除了专门讨论年轻一代(例如打工者､学生､城市知识分子等)社群的论著外,30一般而言,社区宗教信仰的整体性研究和专门的社区个案研究,其田野工作的视野中,大多仍将信徒社群视为一个整体而不加区别｡其实,尊奉宗教的感情程度､认知限度､参与活动的次数,中老年信徒与青年信徒本来就有若干差异,包括既已成名的论著在内,很少有研究对这种差异作深度解剖,田野工作过程中,对此不加区分的做法较为普遍｡在已经来临的巨变时代,这种差异还会持续,或许有扩大的趋势｡笼统的民族志文献不可能呈现差别明显的层次性信仰实态,这是既往研究的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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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刘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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