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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璇琮、程毅中谈五六十年代的古籍整理与出版
  作者:郑诗亮 沈奕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4-01-19 | 点击数:6562
 

  经手的书稿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

  程毅中: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是特别值得一说的。1959年3月的时候,中华书局得知逯先生有本《古诗纪补正》,当时他已经把其中《全汉诗》部分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准备出单行本。他的好几位同学、同事,像任继愈先生、张政烺先生都很推重他,就向他约了这本书。1962年11月逯先生和中华签下稿约,1964年1月开始,他陆续把书稿寄了过来。我们读了之后,觉得很好,但还是有些问题。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帝王将相是格外敏感的,但逯先生总是把皇帝的诗放前头,我们建议他按年代排。还有版本的问题,他原来以《古诗纪》作底本,拿其他集子校勘,我们感到有些诗是《古诗纪》不能覆盖的,建议干脆重新来,把《古诗纪》作为一种材料。此外,还提了其他一些比较具体的校勘意见,逯先生很高兴地根据我们的意见反复修订。“文革”爆发后,稿子根本无法付印,只能留在中华书局,算是替逯先生保管,如果留在他自己手里,能不能保存,是很难说的。“文革”中期我从“五七干校”回来,他来信说要拿回去修改,改好再拿来,我又提了些意见和他商量,可是他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此书顿时成了遗稿,有些问题也无从改起了。

  到了1975年,邓小平有一段时间主持国务院工作,抓生产,中华书局的业务那时由熊国祯先生负责,他说咱们也出点书吧,逯先生人去世了,稿子还是可以出的。我受熊先生委托去长春找了逯先生家属商量。当时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有些问题因他去世不能修改,我们建议请他的同学同事帮他修改,二是逯先生家属希望有稿费,“文革”中稿费是作为资产阶级法权被废除的。到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书的出版终于可以落实了。因为我负责文学编辑室的行政工作,稿子交给许逸民先生全面负责,做了点小的修改、整理,书名改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就出版了。我们中华的出版工作是先抓总集,《全唐诗》《全宋词》《全汉三国南北朝诗》这类是排印的,还没有校勘记,逯先生这本书是做得比较好的,有详细的校勘记。

  “文革”时期的古籍出版,大概是什么情况,您能介绍一下吗?

  程毅中:“文革”之前,每一年都有各出版社推出不同种类的古籍;“文革”开始后,古籍出版就陷入了停顿状态。古籍出版受政治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这方面的情况,可以翻翻《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1959年“反右倾”运动以后,到了1960年,全国出版的古籍就只剩七十六种了,1961年是六十七种,1962年一百三十四种,1963年一百三十七种,又多了起来。这几年都还不错,到1964年又不行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挨批,很多书不敢出,一下子少了很多。1964年就只有四十八种,到了1966年只有七种。我们中华的重点图书是《文苑英华》,1966年还是出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卖出多少。《全宋词》1966年就排好印出来了,没发行,“文革”以后才发行。1966年5月份“文革”开始,一直到1971年,除了一部《周书》,就出了一本章士钊的《柳文指要》。1971年因为毛泽东的意思,要抓二十四史,一部分专家又被借调到了中华书局。如张政烺、王仲荦、王钟瀚、启功等先生,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历史编辑室的几个人就是这样从“五七干校”回来的,赵守俨先生当时就负责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文学和哲学编辑室因为无事可做,有些人员就还在干校劳动。

  《柳文指要》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章士钊曾被鲁迅骂过,在我们心目中是老右派,他的稿子是要特别警惕的,但毛泽东又和他是好朋友。这就比较难办。第一次稿子是我的同事看的,提了点问题,向领导汇报。康生作了批示,大意是现在纸张很紧张,这本书又有想翻案的内容,不给他出。于是稿子被我们退了回去。后来章士钊送去给毛泽东看。毛看了上半部,说很好,还要看下半部。毛还写信给康生。康生一看连毛泽东都点头说好,书也就让出了。稿子再拿来的时候,已经是1966年了,这次是我看的。章士钊的稿子,是一个字都不能动的,书里有不少乱联系反修的内容。当然,技术性的问题也不是没有,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是上头交下来的任务,也不敢轻易发。最后还是打了报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知道毛泽东支持此书出版,就批准了。批下来,我们就排校,等排校工作都做好了,已经到了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中华书局的造反派把总编辑都打倒了,《柳文指要》的出版自然也就搁置了。清样搁下以后,章士钊拿回去,又作了一些修改,“文革”期间红卫兵上他家抄家,他还拿出毛泽东的信当护身符,把红卫兵挡在了门外。到了1971年,周总理说这书要给章老出,因为毛主席肯定他。那时我还在在“五七干校”。章士钊知道稿子是我们文学组组长徐调孚从杨东莼那里拿的,就指名要徐调孚给他做责任编辑,徐先生已经退休了,本来家都搬走了,这下子就给硬留在了北京。徐先生的夫人当时已经去世,儿子在四川,他一个人留了下来。1973年我从干校回来,出了几本中央交办的书。到了1974年,全国出版的古籍增加到了二十二种,1975年涨到了二十九种。古籍出版进一步的繁荣,要等到“文革”以后了。

  当时古籍整理的人才是怎么培养的?您接触的哪些专家让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程毅中:五十年代末,为点校整理二十四史,不少学者被调到了中华书局。比如,杨伯峻先生是特别从兰州大学调来的,宋云彬先生是从杭州调来的,傅振伦先生则是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来的。有一位老先生叫孙人和,他也是老专家,起先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然后再到中华书局,主要是做顾问。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1958、1959年开始招生,五年制,1964、1965、66年毕业,我们的主力都是那三届毕业生,中华搞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这些人。那时在那些专家老先生的带领下做了不少工作,学到了不少知识,成了中华书局的骨干力量。

  那那时候周振甫先生是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因为开明书店合并到青年出版社,我们要把他调过来,那边不放。徐调孚先生和他关系很好,他们是同乡,他就和青年出版社商量,帮中华看稿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抓二十四史,把他调来做校点工作,就留在中华了,文革以后就明确调了过来。他在开明书店的时候就是钱锺书先生的责任编辑,到了中华继续负责看钱先生的书稿。周先生对青年热心指导,是我们编辑的楷模。

  王仲闻先生也让我印象深刻。我的同事沈玉成先生写过纪念他的文章,说他之于王国维是“唐临晋帖,元翻宋本”。沈先生单身,王先生就住中华书局,两人晚上经常聊天,比较熟悉。王先生是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的编外人员,开头一个月给他六十块,后来提到八十块。别人一直当他右派,他自己也这么以为。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弥松颐先生告诉我,他去公安局查过档案,档案里并没有王先生是右派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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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14-01-19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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