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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鹏程]2012年民间文学研究综述
  作者:祝鹏程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3-11-08 | 点击数:12398
 

  二 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

  经过袁珂、张振犁、孟慧英、杨利慧等学者的努力,神话研究的空间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新时期以来,一系列神话研究的著作寄予了学者们朝向当下的抱负。在他们看来,神话并非是原始社会特有的产物,与其去考索神话“古老”、“神圣”的特性,不如去探究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遭遇与变迁。

  2012年度,学者们继续推进着朝向当下的神话研究。学者从不同的路径,反思神话的研究历史、探索神话的研究方法、考察神话在当代社会的变迁。

  要做到朝向当下,必须要回顾历史,一些学者致力于反思神话学的学术史。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检讨,肯定其中的积极价值,发掘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修正其缺陷,有利于学者 “轻装上阵”,进一步“朝向当下”。高有鹏的《中国近代神话传说研究与民族文化问题》[18]是对近代神话学学科发生学的研究,文章探讨了近代神话研究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者通过考察陈季同、梁启超、夏曾佑、蒋观云、刘师培、章太炎、孙毓修等学者对神话的界定和研究,发现他们主要是围绕以“三皇五帝”为重要标志的民族文化传统来述说神话的,在他们看来,对不同族群中流传的神话进行比较研究,其目的是将神话研究与民族文化建设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近代神话学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语境——神话是学者根据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来重建古史的文化选择与表达。从近代以来,神话的神圣性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神话一直被用作寄托民族精神的媒介,如黄帝神话就在晚清的国族建构中起到了凝聚群体意识的重要作用,相应地,神话与民族精神等具有明确意识形态诉求的研究一度成为神话学界的“显学”。高有鹏的梳理,对于神话走下意识形态的神坛、朝向当代的社会大众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彭淑庆、崔华杰的《晚清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上古神话研究——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为中心》[19]则反思了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神话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作者发现;晚清传教士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带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的普遍主义色彩,他们试图以《圣经》为基准,在中国典籍中爬梳中国上古史,索隐、比拟及调和中外历史文化,借此证明《圣经》的权威性及其普世价值。无疑,包括神话学在内的民间文学研究是在西方学科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当学科需要面对当下,面对中国语境的时候,它必定需要反思现有理论、话语模式的来源,使理论能够符合社会现实。彭淑庆、崔华杰的研究清理了神话学学科生成的语境,并检讨了海外研究范式的得失,这种探讨,对于神话学理论的本土化转换是具有积极的贡献的。

  另一些学者则将“朝向当下”的抱负付诸实践,通过个案研究,探讨了神话在当代社会的运用。陈志勤的《创世神话的“地方化”——以<绍兴市故事卷>的两则神话文本为例》[20]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论文对绍兴地区“三套集成”中《故事卷》所收录的《盘古开辟天地》和《女娲造人》神话在当代社会的运用做了考察,发现当地的文化工作者主要通过“文本语言残留的地方化痕迹”以及“神话解析内容的地方化表现”这两个方面,对神话进行诠释和利用。作者发现:《女娲造人》文本的制造者采取了用方言记录神话、将普遍性神话与地方性解释联系起来的方式,来凸显神话的地方性,并标榜了地方化神话的“古朴”的特色。而《盘古开天辟地》所记录的“大鸟”的内容,则被当地文化工作者用作论证越族具有鸟崇拜、宣扬“越为禹后”的例证。显然,这样的利用最后起到了强化地方文化认同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全文并未借助田野调查,其主要方法是文本细读,却对神话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以及当代人运用神话的策略做出了细致的分析。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神话的研究需要面相当下,但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仍需正视神话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如何解决新对象与旧理论之间的错位?黄景春的《豫南盘古兄妹造人“神话”的多种讲法——兼谈“中原神话”的研究方法问题》[21]便通过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搜集的“中原神话”文本的考察,反思了“活态神话”研究中的问题。通过对盘古兄妹造人的不同文本的比较,作者发现,在实际的民间讲述中,盘古兄妹造人的叙事是纷繁复杂的,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故事内部存在着某些重要的一致性。进而,文章认为,对“中原神话”的研究存在着把“狭义神话”的理论套用到“广义神话”上去的问题——“中原神话”属于典型的“广义神话”,但不少研究者却在套用强调神圣性、仪式性的“狭义神话”的理论,从而出现了材料与理论的错位。这种研究实践中的错位,又让研究者不自觉地为一些故事虚构出新的宗教性意义,依据这种自我建构把当代故事与古代神话等同起来,并试图用当代口承故事补充、还原古代神话。有鉴于此,作者认为,当下最重要的不是讨论“广义神话”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在研究中如何区分“广义神话”和“狭义神话”,防止在类同于世俗故事的“广义神话”上套用“狭义神话”的属性。在研究领域逐渐拓展的同时,学界需要建构既能够接续传统研究,又能面对新兴现象的理论与阐释框架,黄景春的提醒显然是有益的。

  再比如,在对上古神话的考察中,如何将当代人的学术成果运用到研究中?如何超越文字的界限,将对图像等出土文物的考察引入神话研究?叶舒宪在神话研究中继续推进着他的“四重证据法”,在《神话学超越文字限制的跨学科范式》[22]、《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23]、《神话学: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的跨越》[24]等论文中,他提倡要把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范式引入神话研究,即在原有的文学性的文字文本的神话研究之外,拓展出非文字的神话研究:口传神话与图像神话。文章将这两种学术取向概括为“人类学转向”和“考古学转向”。为此,他还撰写了《从文学中探寻历史信息——<山海经>与失落的文化大传统》[25]、《珥蛇与珥玉——玉耳饰起源的神话背景_四重证据法的玉文化发生研究》[26]、《班瑞:尧舜时代的神话历史》[27]、《二龙戏珠原型小考——兼及龙神话发生及功能演变》[28]等一系列论文。这些文章虽然多为溯源研究,但由于体现了当代人的学术抱负,以出土的玉器实物情况为参照,结合各种文献记载、对古代神话做出了新的阐释,因此,它仍然从方法论的角度,体现出了浓厚的当下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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