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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庵]读江绍原札记二则
  作者:萍庵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2-03-03 | 点击数:8138
 

  二、一件信函的误置

  中华书局2006年刊出《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大16开,精装,影印。是江先生之女江小蕙女士供稿并编辑,其文献价值自毋庸置疑。时下有些名人之后在撰写回忆文字纪念先辈,或整理先人的遗墨如日记、信函等,难免会有“为亲者讳”的情况,有的甚至“代庖”,另起炉灶者,亦容或有之,这些都可以理解。而一旦成了“天下之公器”,那就难免会“沉者自沉,浮者自浮”的,记住。这书是影印,自不属以上所说,不过,我这里要说的是眼前无法回避的,即编者的“前言”。(每通信札后的“介绍”就不说了,因过于耗神,力有不逮。)

  “前言”中提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江绍原)因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反对伪国大代表选举大会’,并在当时出版的《华北日报》上发表反对国民党的言论,遭到警方威胁,不准他在北平各院校任教,被迫离平往山西大学……”“参加”“威胁”“不准”等等,我不想妄评,江先生是否1945年后在延安的《华北日报》上撰文“反对国民党”也是有旧报可查的,无须多说。而他在山西大学之前曾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时间均是解放以后,昔年(1953)山西大学邓校长在大会上的讲话可证。我“为尊者讳”,没有细说,但于时间上总不应相差过远。“前言”中又说江先生“1950年在山西担任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期间,又遭‘拔白旗’迫害而病倒”云云。山西全省1954年之前只有山西大学一所高等学府,山西师范学院是1954年所谓“院系调整”之后才有的牌号,且当年山大英语系主任并不姓江(我忘记其名讳)。高校的“拔白旗”是1957年“反右”之后的1958年,所谓“教育革命”的重头戏,这之前是没有“拔白旗”的提法的。教师们(也包括一些学生)即使逃过了“划右”一劫,也一定会在这场“教育革命”中重新“洗澡”……那一时段在高校呆过的人不会“失忆”。

  “前言”中还说“1972年又遭造反派的专政和抄家”,这就更离谱了。“造反派”“抄家”,这是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的事,到了1972年已是林彪事件之后,“五七干校”的“牛鬼蛇神们”陆续返回原地。发誓要将之进行到底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将走到尽头。说实在的,到1972年时已经无“家”可“抄”了。再过几年,或者最迟到八十年代,这些“名人手札”才会像劫后之余烬而发还……

  本书的“编后记”说,“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多加指正”。虽是套语,谅还不至于嫌我的坦陈。不过,下面要指的一点疏漏,似乎就不仅仅是编者的问题了。即郭沫若的一封信函(见238页),先按原信录其后部分如下:

  ……我们很同意学术栏编者的意见,希望你能够誊清。再付排时也可以免掉不必要和不愉快的错误。假使可能的话,能够精简一些,恐怕更好。因为目前大家都很忙,太长的文字不大受欢迎,太迂回的文字也不大受欢迎。尤其带学术性的文章,似乎以简捷了当为更能引人入胜也。大稿仍以登“学术”为宜,谨遵嘱“邮还”,兹望能用有格原稿饬人誊清。此为编者排者读者均是功德。专复顺致敬礼!

  信文八行笺共两页,毛笔直行书写,全文未分行,也无抬头之类,唯用了新式标点。据编者的“略加介绍”和编年,说这是1936年郭对江氏文稿提出改进意见的复信。一则我从未研读过郭的大著(年轻时曾读过《女神》之类),二者晚景暮年,精力不济,只好请益于旧友胡至善教授①。回覆说,1936年嘛,似尚在日本落魄,大约1937年因倭难渐炽而返国,迫于势耳。这只需查一下“年谱”岂不了然?至善先生虽过耄耋之年,毕竟是老一辈人,且思路清晰,当不至差误到哪里去。我所疑者,乃在其行文到语气,几全无1936年彼时的分际,怎么就至于下断语并作简介呢?

  说至此,我试举已故著名学者杨树达的投稿经历,看看有无类似处。他在《耐林庼甲文说》的自序云:

  初余于1952年3月取积微居甲文说送中国科学院审查出版,不至何故审查人搁置一年不报,余无已,同书陶孟和先生询之,遂由院别请一人审查,久之得复,从原稿七十篇中选定十篇,谓可刊行……

  杨先生认为这些文章都是他多年的学术积累,“辛勤采获,在甲文中证验明确,毫无可疑者,亦在摒弃之列,以是余颇愤愤,心不能平。继思审查人不知谁氏,度亦治学之人,宜不至故与余立异,特学力未到,不能认识耳。因此余不复与之辩论,而以书达科学院院长郭鼎堂先生请其审定……”

  “序”后的落款日期是1954年。阅后只感觉杨先生的可爱,似乎有点像秦香莲的状子转到了陈世美的手中。关于杨树达的著作出版问题,郭沫若,即所称“郭鼎堂”曾有信函致杨,其中有云:今日著述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云云。②这语气声口与回覆江绍原信函是否相类似?

  近些年来我对出版物中的影印本有偏爱,以为保存了真实信息,可靠可信,免受愚弄甚至被骗。幸好这部《江绍原藏近代名人手札》正是以影印形式出版,否则对这封信函即使有上面辨析恐也难称定谳。因为是原件影印,信纸每页上方均印有红色印刷体“中国科学院”五个字。这是1949年后才有的机构,院长正是“郭鼎堂”。信纸左边框外印有小号字的“电报挂号”“电话”,而页下则印着“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九号”,这正是当年中科院刚成立时的办公地点。

  注:

  ① 胡至善,湖北沔阳人,原湖北大学古籍所教授。早年研攻“现代文学”,后专攻古训诂小学,曾任《汉语大字典》编审。有《学生古今汉语字典》等撰著。

  ② 这段文字是本人十多年前读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于页眉上所作笔记,可惜未标出处,故在此未用引号,但绝非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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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2年02月01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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