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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保定的一个农民叫李红旗，这个哥们儿喜欢收藏，还挣了点儿钱，没事到古董市场去转悠，在古董市场就淘东西，有一次就淘到了五张烈士证书，是抗美援朝的烈士证书，在古董市场里，他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他老婆还埋怨他，说你看花钱买这个东西干什么？他当时买的时候想的是这个东西有收藏价值，到时候能卖更多的钱。后来他看了以后心里不是滋味，他说这些人都是为国家牺牲的，怎么烈士证书没有送达他们的家庭，没有送达他们的亲属，却反而出现在旧货市场上作为商品买卖？他经过一系列的思考以后就开始做一件事，自己往里搭钱，花了十年的时间按照证书的姓名大概的地点去寻找，寻找这些烈士的家人。他找到了四个，当时央视报道的时候他找到了三个，后来报道了以后又有很多人关注，连锁的帮忙，后来找到了四个，把这四位烈士证书送给他们的家人。他们家人在拿到烈士证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生是死，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烈属的话是会有很多政策的照顾，会有优待，可有些人没有享受到，所以家里人拿到这个烈士证书的时候真是痛哭嚎啕，把李红旗视作上苍派来了使者，他们的亲人终于魂归故里了，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第二个例子，大家可能看到电影《集结号》。这个电影拍摄其实有一个原型，一位退休了的检查官，山西人，他在废品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大本，里面有84份没有发出的阵亡通知书，是1949年解放太原牺牲战士通知书，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也是千辛万苦的散尽家财的去帮这些人送达通知书，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困难，不只是经济上的困难，因为都很远，散布在全国各地，到一个地方需要当地部门的配合帮助，比如他到民政部门去，或者到哪些部门去了，这些部门的官员说这些东西早失效了。他非常不容易的为当中26位烈士找到了他们的亲人。
第三个例子，是湖北的，也是一个老警察，他的家乡那儿有一个墓地，里面埋葬着很多人，但是他也是用自己的钱财，自己的休息时间，帮他们去要“身份”。
中国人何以丢失了自己的历史？
我们看到这样一系列的事件之后，我们会引起很多的联想。首先，这些东西为什么没有送达？这些通知书，这些烈士证为什么没有送达？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无法送达，找不到，有困难。他们送达不了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部门，在什么档案馆里面存档？没有。为什么流入旧货市场，流入了废品收购站？他们可能在这个国家的见证过程中，是千千万万死去人的一个，如果从一个国家的视角来看，可能这些人微不足道，死的人很多。可是从每一个家庭，从他们亲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这个家庭的唯一，是这个家庭的全部。那么我们就会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是这样？我们的媒体在报道了这样一系列的事件，当然这个人都是作为好人好事报道，我们在报道好人好事的同时是不是该多问几个为什么？
当然了，我们也会想到，这些人，包括我们大家作为普普通通的人民，我们还要追问普通人的历史命运是什么？难道就像这些人一样在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能我们在现实中会感觉到我们的命运确实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没有声音的，是没有形象的。
我们今天想谈的问题，我们想说的是人应该是历史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不能仅仅作为数字存在，应该作为主体来存在，所以这是我们很核心的命题。其实跟我们今天社会中很多人也关注的，比如说社会建设的问题，公民社会的问题，人当然也应该是社会当中的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性的存在，一个工具性的存在。
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了解和记住前人的经历，他们的功过，他们的是非，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这些实际上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天天都在说今天的好生活是前人牺牲、奉献换来了，但是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连他们做过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我们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去记住，这实际上是一种忘恩负义。更为重要的是，我想说的是记忆是什么？记忆实际上是思想的源泉，是理性的源泉，我们之所以要记忆，是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记忆历史来明辨是非，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我们要知道，要了解，我们才能真正的明辨是非，以史为鉴，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和材料，记忆是思想的源流，如果没有这个社会记忆的话，思想的河流就会趋于干涸，就会中断，当然也谈不上有反思，有质疑，有批判，因为没有记忆的话，就不会有记忆历史的比较，不会有记忆历史的分析、辨析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记忆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
记忆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记忆和历史本身对权力是一种限制，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的作用。这一点大家不难理解，刚才我们几个还在谈，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历史方面的研究，历史方面书籍的出版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阻力，甚至比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书，但是很多历史题材的，去重新认识一段历史，重新去了解一段历史，去揭示历史逻辑的写作反而非常困难。我总是说历史具有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力量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这种制约，让他们产生恐惧。
涂尔干说过这样一段话，“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其实我们今天的人来认知历史，来写历史，也是这样，今天对历史的一个重新建构，历史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已经现成的在那里呆着，等着我们大家去了解它，去熟悉它，而是说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是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我们说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什么？依靠人们的记忆，但是记忆却是权力的产物，是治理的产物，决定什么被记录和什么被遗忘的是权力，就像奥威尔在《1984》当中说过的，“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现在和未来”，第二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这样的一位作者，他在《1984》当中以一种近乎天才式的预言，描绘了这种集权主义所能够达到的，对于思想，对于心理，包括对于记忆的控制的极致，而对于记忆的控制是最重要的权力技术之一。具体方式就是通过对社会记忆的消灭和对历史的篡改，奥威尔描述了在这样的国度中有一个部门就是专门来进行这样一个，对历史记录进行有计划的销毁--真理部。他原来就自己在真理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历史记录被有计划的销毁，各种报刊被不断的修改、重写，报刊都在修改、重写，这样的话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所以奥威尔说“历史是什么？历史就像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以权治者们所希望的样子存在”。历史被修改了，而这种修改的痕迹又全被遮盖掉了，所以人们以为历史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存在的。你可以知道权力和历史是这样的一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遗忘和记忆扭曲是怎么发生的？
郭于华：在历史和权力的关系下，其实我们不难理解遗忘怎么会发生。用大家常常说的话是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今天要向前看，或者向钱看，实际上这是有意识的让人们遗忘。还有一个说法叫不争论，什么事都搁置，实际上就是不去讨论，不去思考，那么这个遗忘是必然发生的。你搁在那里，没有人去想，没有人去思考，能不遗忘吗？还有一种说法，今天也有不少人研究知青的历史，研究知青的口述史，研究知青这样一代人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劳动，今天大家在探讨知青话题的时候经常会用这样的概念，一个叫青春无悔，一个叫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听到这个“青春无悔”我就来火知道吗？那是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的生命啊。而且不止是一代人，他们的经历，对他们的后代都有很多的影响。我们不要只把眼睛看在成功人士身上，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成功，比如成为领导人，当了大官，或者成为很成功的商人，成为很成功的学者，那是凤毛麟角。看看那一代人的苦难，有很多人生命历程完全是混乱的，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到农村去了，该成家的时候赶快补读书，补文凭，或者说去工作。本来到了年富力强，40多岁，正是家庭的栋梁，也应该是国家栋梁的时候，下岗了，整个生命历程都被打乱了，这么一代人岂止是一句“青春无悔”这么轻飘飘就可以概括吗？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如果苦难不被记住，如果苦难不被讲述，如果苦难没有进入历史，完全消失掉了，怎么能成为人生的财富？所以对这样的一些说法都需要重新来理解，重新来反思。
这个当中也有一些扭曲的记忆，有些人说文革没有那么差，很多人也很开心，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很有乐趣，实际上这个当中要从更大的宏观的结构来看，很多记忆发生扭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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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 2011年12月15日 10:36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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