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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赵书遇到了一位踢过蹴球的老球迷。赵书说：“有一次，我参加北京市政协会议时，在会议驻地和溥仪的四弟——溥任先生住在一间屋。闲谈时，我与他聊起蹴球，老先生就认真地站起来说：‘我踢过啊！’我就请他说说规则。溥任先生不顾年迈，亲自给我做踢球的示范动作。我心想，冲着老先生这份热情，蹴球这个民族瑰宝就一定得推广开。”
谈起蹴球的开发，赵书的语气显出紧迫感。他说：“准备开发蹴球这一传统体育项目时，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快举行了。如果我们不把蹴球按照比赛标准整理、定型的话，就无法参加这届比赛了。要是等到下一届，那可是4年之后的事情。于是我亲自下场去踢球，一边研究踢法，一边总结规律，并用笔记下来。我还亲自当裁判来制定规则，并请北京体育大学的老师加工完善。”
在赵书和大家的努力下，蹴球被批准为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并得到推广。
一项活动改变人们的节庆生活
地坛庙会，以其独特的艺术品位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享誉中外。而它能在“文革”后的京城率先恢复，与赵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文革’时期，北京的许多公园都举办过游园会。‘文革’结束后，地坛公园恢复对外开放，于是我向地坛公园的领导建议，可以搞春节庙会，这样能丰富人们的节日生活。”赵书说。
现在，人们往往把庙会和文化娱乐活动划等号。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人则把焦点对准了庙会的“庙”字，认为办庙会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1983年，还掀起了一场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在那样的背景下，我感受到非常大的压力。”赵书说，为了把庙会办起来，他找到了北京市委领导，说明恢复庙会的意义。“那时我就向领导描述，庙会是在节日期间、在公共场所举行的，带有祈福禳灾性质的商贸旅游文化游园活动。”赵书给庙会下的定义严谨、准确，打消了很多人心中的疑虑。
1985年，第一届地坛春节文化庙会如期而至，它开创了“文革”后北京春节恢复办庙会的先河。出乎赵书和很多人的意料，地坛公园被慕名赶来的百姓围得水泄不通，造成了轰动效应。“鬃人白”、“毛猴曹”、“风筝哈”等著名民间艺术世家的大师们到场助阵，人们的叫好声、喝彩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2010年，为了感谢赵书长期为民族庙会作出的贡献，地坛公园聘请赵书出任地坛公园文化顾问。
“庙会增加了年味，受到老百姓的喜爱，这是民间习俗文化的力量。同样，在没人组织的情况下，十几亿人在春节一块吃饺子、端午节一块吃粽子、中秋节一起吃月饼，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民俗文化伟大而又神秘的力量使然，它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赵书说。
如今，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赵书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开始专心从事以民俗为主的研究工作，他还应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公众讲座。他谦虚地用“忘乎所以”来形容自己。仅2006年，赵书就做了200场民俗讲座，他还被评为“北京市十大讲师”之一 。
当采访即将结束时，赵书背起了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来勉励自己：“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他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宝贵的事业。”他说：“如果说历史是我们的根、哲学是我们的魂、文化是我们的身躯，那么民俗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因此，我还要在民俗的应用上面继续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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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11月18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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