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担负起恢复社会学的历史重任，社会学得到空前的发展，费孝通更是马不停蹄地奔波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沿着城乡发展和民族研究这两条大线索，行行重行行。1998年他从国家公职上退休，成了一名专职的教授，经常外出调查，同时笔耕不辍。16卷本的《费孝通文集》，有9卷是1981 年以后的作品，可见老人的勤奋和才华。
费孝通在和美国学者巴博德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形成过程时，曾强调指出：“我在去伦敦经济学院之前就是一个功能主义者。……我作为体质人类学者进入瑶山而出来时成了社会人类学者。”⑦ 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 专门写了一篇《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在谈到如何认识文化这个复合的整体时，他特地回忆了在花篮瑶的调查经历。当他和王同惠到达六巷村的第一个晚上，在语言不通、风俗不明的情况下，他们被友爱而好奇的瑶民所包围。费孝通后来写道：“我们进入了一个友好但莫名其妙的世界里。我们明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这些人是怎样生活的。这样的混沌一团，头绪在那里呢？”他们按照自己文化中的友好交往规则，努力与唯一懂汉语的房东蓝济君接近，特别是通过王同惠出色的语言和交际能力，很快和当地人建立了亲近的关系。“我们进一步设法有意识地去了解他们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把家庭这个团体作为主要的了解对象，摸进了这个不熟悉的人文世界。”“回想起来，我当时还没有去伦敦接受过马老师的‘文化论’。但在实地调查工作中我们自动地并非有意识地跟着马老师当时正在构思的《文化论》和‘文化表格’所指导的方向行动了。”⑧
大瑶山的社会调查，不仅确定了费孝通实证主义的社会人类学研究发展方向，也确定了他功能主义的理论框架。他以后许多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个老根上发的芽。费孝通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发表的名著《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是他前半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从这两本费孝通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大瑶山调查研究的痕迹。在《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里，费孝通用了三章的篇幅来描述和分析家庭，占了全书的一半。对花篮瑶婚姻家庭的研究内容，我们不难在《生育制度》里找到进一步的理论解释。特别是它的核心观点“三角结构理论”，即认为父母子女三角才能构成稳定的社会结构，正是大瑶山花篮瑶不重结婚仪式，更注重长子出生后的“双喜酒”给他的启示。在《乡土中国》的各章节中，我们一样可以看到大瑶山的影子，特别是在“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等内容上，大瑶山的世外桃源印象、石牌制度下的社会组织、瑶老统治下的礼治和秩序，诸如“同意权力”和“横暴权力”的概念，也是以大瑶山社会作为比较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受命恢复社会学学科。按照类型加比较的基本思路，他从重访大瑶山和重访江村开始，通过不断地认识新问题和新矛盾，逐渐在层次上加以上升，从村到镇，再到区域比较，形成密切结合中国实际，面对中国问题，为富民强国服务的社会人类学思想体系。
面对中国的人口问题，费孝通通过对大瑶山和江村两地的重访，在1983年春正式提出了做活人口这盘棋的“两个眼”理论：“要做活这块棋，拿围棋的语言说，必须做两个眼，就是要为新增的人口找到两条出路，使他们不成为一个消极的包袱，而成为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去年我……看出了可以为人口这块棋做两个眼的地方。一个是在作为农村经济文化中心的小城镇，一个是在亟待开发的少数民族地区。”⑨此后，费孝通沿着城乡关系和边区开发这两条大思路，行行重行行，从各种“模式”的总结和比较，再到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研究，他的社会人类学思想由此不断丰富。
二、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民族研究思想的影响
对民族问题的调查研究，是费孝通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费孝通成为一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十分重视民族问题，长期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对少数民族怀有深厚的感情，一直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呕心沥血。费孝通在他九十岁高龄时，深情地回忆道：“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以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工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⑩
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实地研究的开始，也是民族研究的起点。费孝通在他的《暮年漫谈》一文中说道：“自从进大瑶山与瑶族同胞接触以后，‘少数民族’这个概念才在我的脑筋里比较清晰起来。”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适应新社会的需要，重新转入民族工作。1950年费孝通参加中央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并担任了贵州分团和广西分团的团长，深入贵州和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历时两个年头。1952年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担任副院长，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工作。费孝通曾经谈到：“从民族识别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对少数民族的知识实在太少了，必须赶紧补上，于是向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希望能够抽调力量，对每个少数民族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整理记录下来。”1956年，费孝通亲自参加了由他倡议、由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了我们民族工作者几十年来的努力，我国的几十个少数民族，基本都有了一部简史，这项工作已经搞出个模样了。”（11）但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费孝通沉寂了20年。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重新焕发了学术活力，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和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委顾问、中央民族大学名誉校长等职务。1984年他初步完成江苏省的小城镇调查后，将研究的重点转到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着重做农牧结合和城乡结合这两个题目。他不顾年事已高，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机会在祖国各地穿梭不息。除台湾和西藏外，费孝通走遍了各个省（市）、自治区，走访了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从呼伦贝尔草原、森林，到南方海南岛黎族村寨，以致到海拔3000多米的甘南藏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5 | 6 |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