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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洛克之前，在藏彝走廊中穿梭的西方人已经络绎不绝，其中包括植物学家金登·沃德、乔治·弗瑞斯特、冒险家亨利·奥尔良等；英国的H·R·戴维斯少校在1894至1900年间曾四次到云南进行徒步考察，对云南的地理与风土人情了如指掌；金登·沃德和戴维斯少校早在洛克之前就探访过木里；1916年，法国东方学家大卫·妮尔从滇西北一个小村庄出发，开始了她在西藏高原上的朝圣之旅，并在日喀则受到班禅的接见，1918年7月至1921年2月，她在青海塔尔寺潜心研修佛学，1921年，她试图从康定进入西藏，6月，在她的义子庸登喇嘛陪同下，化装进入西藏腹地，她的名著《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就是在此间完成的。
这些，都不能阻止洛克在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吉尔伯·特格多斯文的信中，充满自信地写，“没有一个白人在2月末月蚀时曾踏足过木里王国。”他在文章中时常强调，他到达了白人从未涉足的地方。这也许是那个时代所有西方地理与人文发现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在他们意识中，无论“新大陆”，还是“香格里拉”，都是被他们“发现”的，而实际上，在他们“发现”之前，“香格里拉”早已存在了无数个世纪。
正是洛克发自横断山脉地区的报导，引起了一个名叫詹姆斯·希尔顿的美国作家的注意。1931年，他完成了一部著名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这部小说的许多素材，都取自洛克的报道。尽管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什么事都没有做，但从人类精神史角度看，它却歪打正着地留下不可回避的印记。这一年，日本正在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占领山海关，向华北进犯。国民党军队以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灵活运用前几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边区连成一片，红军迅速扩大到8万多人。5月22日，在蒋介石、汪精卫授意下，何应钦派熊斌为中方首席代表，与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仓库楼上谈判。31日，中国代表同意了日方提出的停战协定草案，一字不改，正式签署了《塘沽协定》。此时，《消失的地平线》在美国刚刚出版就引起轰动。小说主人公康韦等四位西方人被劫机者带到一个神秘区域——香格里拉的蓝月山谷，意外目睹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人间乐园，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山谷”，是惟一未被污染的地方，仍然保持着天堂般的纯洁与爱，它同时具有完善的物质文明。《纽约时报》评论说：“西藏历来被视为众神的高原。在这个离天空最近——或者说建在天上的神奇国度中，有一个隐匿的国中之国香格里拉。本书讲述了进入这片乐土的惊人的故事，并已成为绝对的经典。”这本小说发明了一个崭新的地名——“香格里拉”，从此，这一虚构的地名逐渐变成强有力的事实，以至于亚洲腹地的许多地方，都自告奋勇地宣布为“香格里拉”。
在1900年庚子事件后被严重妖魔化，变成野蛮、落后、肮脏、污秽的象征的中国形象，在神山的照耀下被彻底扭转。在这块兼具了神性的光芒与世俗快乐的地方面前，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反而显得浑浊和卑琐。无论是在战争阴云密布的1930年代，还是物质主义喧嚣的后工业时代，人类都患上一种集体妄想症，想逃避现实，寻找一个精神安乐窝。洛克与詹姆斯·希尔顿联手为人类奉献了一剂良药，为那些在现实世界里无法安身的精神流浪者提供了一个纸页上的家。
几年之后，在洛克的启发下，斯诺穿越层层封锁线，前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延安，对毛泽东进行直接采访，更向世界展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红色中国形象。
补白
洛克以前的中国形象
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从“丝人国”的传说到18世纪“中国潮”，直到20世纪，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从不同角度将中国理想化，并赋予理想化的中国形象以不同意义。
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开始在乌托邦视野中塑造中国形象，地理大发现，使中国更多地出现在传教士、探险家的日记、回忆录中，《利马窦中国札记》描绘的中国，似乎具有了理想国或乌托邦的一切特征。
但在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之遭遇传到西方时，中国形象渐渐在西方开始黯淡，西方人更多用“停滞的帝国”来形容他们眼中的中国。加上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1900年庚子事变后被严重妖魔化，中国形象在西方人眼中跌至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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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新网－北京晚报 2011年06月10日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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