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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体系的逐渐建立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中期，影视人类学逐渐回归正规，走向成熟。对影视人类学理论的讨论增多，专业论文集问世，如《影视人类学论文、译文和资料选编》、《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北京）论文集》等。学者除了讨论影视人类学影片的拍摄目的、方法、原则、技术外，还探索了影视人类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人类学与区域文化结合问题，人类学影片的专业特色等。从1990年代起，我国一些高校逐渐开设影视人类学课程，这些教学活动为培养中国的影视人类学人才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影视人类学作品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引起强烈反响。学者们在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田野实践，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影视人类学体系。
研究与应用有机结合
1990年代中期至今，国际学术交流增多，应用转向独树一帜，影视人类学的学术地位被普遍关注。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与德国哥廷根科学电影研究所合作在北京组织“首届中国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后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影视人类学分会”，并在接下来的10年内举办了4届影视人类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借助国际会议的平台，国内外学术机构开始合作拍摄影视人类学影片，并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与此同时，影视人类学更多地投入到了应用研究，拓展了人类学应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庄孔韶提出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是多手法推进学术研究作品多样化的努力，其中包括重要的照片和动态录像手段。而《虎日》等影片的意义在于人类学家以此为契机已经在应用人类学的工作中找到了纪录片的专业化倾向，随后中国影视人类学家继续在公共卫生等领域拍摄了十数部影片，以人类学的特定理论——例如行为背后的文化观察理论和人类观察的整体论等——直接指导和建议健康教育与疾病防治的工作过程。因此，在理论方面，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将影视人类学作为田野调查的辅助工具，而要确立它的独立地位，强调影视话语与书面语言同等重要。如是，影视人类学的学院式研究已经和应用性工作结合起来。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也不例外。结合中国人类学史，反观中国影视人类学8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正是因为民族识别工作的开展，才给影视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1979年以后，作为分支学科的影视人类学同整个人类学一样经历了“重新恢复和再度发展时期”，而人类学整体的发展也反向促进了其分支学科的繁荣。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呈现手段和表达方式，影视人类学凭借直观、独特的图像和影视表达不仅能够通俗易懂地向公众传达、阐释人类学的理念和研究成果，为人类学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同时也能够在学科内部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成为炙手可热的新宠。因此，影视人类学的发展离不开大的社会环境以及整个人类学学科取得长足进步这个语境，也只有置身于这个话语背景之下，我们才能对中国影视人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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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2008-11-25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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