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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边疆考古不仅能建立边疆地区考古学遗存的年代、器物和文化的关系，还可以找到“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关联，梳理出历代边疆地区的族群演变历史。⑥考古学不仅可以补文献之阙，还能正史料之误。⑦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做出重要贡献。
（三）当代边疆考古新发现的意义
张光直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考古学发生了两种现象：第一，地方考古力量增强，出版品增多，于是中原以外地区古代文化资料大量出现。其中包含了许多精美的艺术品，表现了过去意想不到的文化水平，足以与中原媲美。第二，自7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由于使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技术，引发了革命。于是我们知道，那些在中原以外的地方，文化水平常常与中原相当，时间也并不晚于中原。这样一来，中原文化由中心向四方辐射教化蛮夷的老说法，便不为新材料所支持。⑧面对日渐丰富的考古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四夷”所居的边疆地区考古新发现一时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⑨佟柱臣先生说：“无论华夏族或汉族，与其并世的都有所谓蛮、夷、戎、狄，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在历史上的消失，不是她的后裔断绝了，而是她们融合入了多民族共同体。”⑩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贡献研究，修正了“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的观点，深化了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整体性认识，为重建系统、完整的中华文化发展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对重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作出了重要贡献。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宏论，正是基于“华夏”与“四夷”，“内地”与“边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重要理论。（11）
中国边疆考古新发现及相关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展拓了中国考古学的视域。它将中国考古学引向不仅关注“内地”，也关注“边疆”；不仅聚焦“华夏”，也重视“四夷”；不仅注重“过去”，还立足于“现在”的发展方向。使中国考古学的科学性、包容性、系统性、完整性得以加强。
二、边疆考古研究范式
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eslie Alvin White）认为，文化体系由技术、社会和思想三个方面组成。“新考古学派”的代表人物刘易斯·Ｒ·宾福德（Lewis Binford）将这一理论引入考古学，于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局限于“物质文化史”，而是对技术、社会、思想三个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探讨。
边疆考古学文化，往往带有独特的地域特征与民族特色，文化多样性突出，文化个性鲜明。这种特殊性要求我们在方法论上要有民族的视角，既要研究边疆地区历史上族群活动情况，探索“文化”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必须关注当下的民族及其活态文化，把握“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为考古发现寻找解释学依据。边疆考古所涉及的“物”与“人”，要求我们走出传统考古学的藩篱，在利用年代学、地层学、类型学理论与方法进行文化史重建的同时，更加重视考古发现的社会意义，通过“物”来研究“人”、“人群”与“人类社会”。（12）
（一）民族考古学范式
考古学家们确信，人类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有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用民族志资料可以类比、解释考古发现，从而更真实地复原古代历史的面貌。因此，民族的视角、理论与方法，不仅可以为寻找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提供重要线索，而且通过人类学田野方法，对各民族“活着的”文化进行研究，或通过对族群集体记忆、历史传说及地方性知识的充分了解，寻找边疆考古文化的解释学依据，就成为考古学的新方法之一。（13）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民族考古学（ethno archaeology）研究范式在西方考古学界流行起来。它以传统地层学与类型学为基础，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新进化论、整体论观点，逻辑学的类比分析方法，用民族志材料诠释考古学问题，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民族视角与研究范式。（14）
就中国的实际而言，由于民族的演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中国民族分布的格局，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中华民族所包含的56个民族，与中国历史上的族群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联系。生活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至今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因此，以考古实物为对象，运用以今论古、以今证古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来重建边疆各民族历史的范式，就是民族考古学方法论。汪宁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方法论分为“田野调查”与“类比研究”两个部分。前者指的是应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收集“活着的”民族志材料。后者是通过“活着的”民族志材料，辨识考古发现中同类事物的一种推理方法。（15）
汪宁生把考古发现与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的“活材料”，或古代民族志材料相类比，不仅对云南边疆，同时也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做出了颇具创新意义的解读。譬如通过“傣族制陶”方法，找到了古代原始制陶的解释途径；用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式，证实中国古代“钻木取火”与“燧石取火”传说的可靠性；考察“结绳记事”与“刻木记事”的民族志材料，探讨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起源、形成与演变规律；通过“猎首”习俗，获得了解释“无头葬”的实证依据。以“二牛三夫”耕作方式，对汉代“耦耕”生产技术及其原理进行的诠释。他甚至通过对太平洋上土著人现实生活的考察，来解释古代石器工具的使用方法。（16）
（二）民族考古学研究实证举例
1．滇文化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滇池区域的晋宁石寨山、江川李江山、安宁太极山等地点发现了大批的青铜文化遗存。（17）“滇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可以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礼乐器及装饰品5大类，80—90种。造型生动，突出人物、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地表现了“滇人”的生活样态。总体上说，滇文化风格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差别较大，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与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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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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