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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四川土司区的变动。林俊华《从“土”到“流”的历史趋势——试论“川边改土归流”的历史背景》（《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第2期）一文，以“川边改土归流”为例分析了土司制的确立与废除的客观必然性。彭陟焱《试论明至清初中央王朝对嘉绒藏区的经营》（《西藏研究》2004年第4期）一文，透过明清时期嘉绒藏区主要土司的设置情况，探讨了明清中央王朝对该地区的统治政策。屈川《川南“都掌蛮”消亡原因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朝对都掌蛮地区强制实行改土归流，最终导致了都掌蛮消亡，进而提出明朝民族政策和改土归流措施值得进一步反思。与此相反，彭陟焱《析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的屯田制度》（《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一文，认为乾隆帝在大小金川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措施，如经济上的屯田制度对清朝政府在嘉绒藏区的统治，对祖国的统一，对西藏南部的稳定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何英《论乡城县改土归流》（《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一文，从四个方面对清朝理塘土司控制下的乡城的改土归流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讨论＝相关论文，还有杨国君《羌笛悠悠江水长流——甘孜羌族社会历史变迁调查》（《康定民族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邓沛和罗世雄《关于“马湖蛮”的几个问题》（《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等。显然，这些探讨基本处于由中央王朝到土司层面逐步向民族政策层次过渡状态。
七是甘肃青海土司区的变动。刘继华《民国时期甘肃土司制度变迁研究——以卓尼杨土司、拉卜楞寺土司群为例》（《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从做个案开始入手，认为民国时期甘肃土司改土归流取得了很大成功。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一文针对《明史·土司传》未收录甘青地区土司而导致一些学者误以为甘青地区没有土司的看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元明清三代甘青地区不仅有数以百计的土司前后相承，有自身形成的条件和特点，并且其建制多有创意。单菲菲《青海土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及其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对青海土族地区土司制度的渊源、特点、当地土司的概况及其影响进行论述；崔永红《论青海土官、土司制度的历史变迁》（《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一文，通过变迁研究，认为清代土司制度与明代土官制度大同小异，土司制度随着时代进步日益不合时宜而走向消亡。朱普选的《青海土司制度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青海藏族千百户制度研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两文，前文认为土司制度是明清中央政权在青海地区土族、撒拉族地区实行的符合民族特点的地方行政体制，对稳定边疆地区的局势、调和民族关系、维护明清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后文认为千百户制度其实质与土司制度并无大的差异。尤中《清朝对甘肃地区的设治和经营》（《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一文，对清朝在甘肃的设治和经营史实进行了梳理，指出清朝在此地主要实行土司制度。也就是说，对甘青土司区研究的偏好多带斟别性质。
上述研究多将研究层面置于中央王朝与土司之间，而且将土司制度变迁与改土归流联系在一起，较少视土司制度为土司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而审视土司区的变动。
二、土司政治文化结构研究
土司政治文化结构系观察土司区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依据。纵观近五年研究，主要集中于土司家族历史文化传统、土司衙门政务系统和土司区地方政务系统等领域，初步涉及到了土司家族、土司衙署与土司地方三级行政区等层级。
首先是土司家族历史文化传统研究。王明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2004年第1期）一文，视瓦寺土司祖源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为一边缘或边界现象，该现象及文本系两个历史文化过程造成的边缘产物。他认为瓦寺家族不只拥有三种祖源历史，三种历史分属三种历史心性。可见其研究实际上将研究层次推进到了核心的心态文化层。李克郁《土族赵土司族系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和《土族土司族研究——土族李土司家族史》（《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二文，对青海两大土司家族进行了研究。易雪梅《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谱考》（《史料研究》2002年第4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甘肃永登连城蒙古族土司鲁氏家族的衰落及其原因》（《青海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则对甘肃著名土司家族鲁土司进行了系统研究。张生寅、崔永红《由（西夏李氏世谱）看李土司家族内部的组织管理体制》（《青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一文，利用《西夏李氏世谱》披露的史料，从土司与土舍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舍内部组织着眼对青海民和李土司的内部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考察。这就对土司家族政治文化传统有了较深的涉入。向凌《“诰封明故太淑人彭母墓志铭”考析》（《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一文，利用相关史料对出土文物《诰封明故太淑人彭母墓志铭》进行了考析，从而推演当时土司家政与重要历史时间的联系。对于土家族土司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姜大谦、邓辉、陈廷亮等进行了梳理。姜大谦《宋代土家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论略》（《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一文，认为宋代虽为土家族地区土地开垦、耕作方式和技术、农田建设、作物品种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农业生产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却极为强烈；邓辉《土家族区域土司时代社会性质初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一文认为土家族地区土司时代的社会结构，从政治体制上说是封建农奴社会，并有特殊的经济生活特征；陈廷亮《土司时期湘西土家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简论》（《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一文，认为土司制度下的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封建领主制经济。近五年内，李国栋、李洁、申素丽等人还对我国土司的另一类型——清代札萨克旗型土司进行了探讨，具有启发意义。李国栋、李洁《哈密的札萨克旗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一文，将清朝哈密的扎萨克旗制与蒙元以来的土司制度进行了比较，认为哈密的扎萨克制是具有土司性质的盟旗制，是一种广义的土司制度。申素丽《清代吐鲁番札萨克旗制研究》（《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对吐鲁番札萨克旗进行了系统研究。陈云华《明清时期云南土司制的缩影——记云龙段氏土司兴衰的轨迹》（《大理文化》2005年第2期）一文，以单个土司家族兴衰为突破口，对明清时期的云南土司制作出了描述。类似研究还有黄雪梅《“载流复土”与莫氏袭官——广西忻城土司秘史之一》（《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1期）和《莫氏袭官与忻城土县的社会经济——广西忻城土司秘史之二》（《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李康云《论〈尘埃落定〉与土司制度》（《乐山师院学报》2002年第1期）、段红云《木氏的崛起及在纳西社会政治地位的确立》（《学术探索》2004年第9期）、李伟《乌江下游土司时期贡赋制度考略》（《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吕建福《李土司先世辨正》（《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陈季君《播州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历史作用》（《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1期）、张晓松和李根《拉祜族传统职官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思茅师范高等转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2期）、周俊华《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开始由置身于土司区之外而逐步转入到土司区内部分层结构，使多学科研究趋势进一步增强，与以往仅针对土司制度进行大范围平面研究相比具有大幅度的拓展，为以后的深度研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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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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