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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一般性表现之外，民族地区在家族复兴的过程中还有其特殊表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浓厚的血缘性。家族都是通过血缘和亲属关系连接而成的，都具有血缘性。但汉族地区家族的血缘关系长期受礼俗、甚至法理的制约和规范，而许多少数民族的家族往往脱胎于较低的社会形态，血缘关系中的原始性、生物性、自然性特征仍十分明显。如前所述，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在解放初期，一些发展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如某些“直过民族”，正由血缘关系逐渐转为地缘关系，虽已基本形成了以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但仍停留在较原始的状态，血缘的痕迹仍很明显，形成了浓厚的血缘家族观念、婚姻上的近亲观念、家支观念（处于奴隶制的彝族）。并通过原始宗教、伦理道德等方式强化这些观念。在一些民族中，如佤族、景颇族、傈僳族等，存在血族（亲）复仇观念，“在观念上会根据对等原则，以牙还牙，即如果本族一个成员遭受伤害，也必须使对方的成员遭受同样的伤害。”［3］（P110）在大小凉山的彝族中，家支械斗还较为普遍。解放后，上述观念和现象基本上被遏制，但也应该承认，这些观念和现象都是并不遥远的记忆，并且在一些地区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历史积怨，随着家族势力的复兴，仍有被激活的可能。事实上，近年来一些民族地区家族间的冲突，不同程度地夹杂着这种血缘的、宗教的、民族的朦胧记忆和历史“情节”，稍有过节，就要诉诸于“历史旧账”，从而激化矛盾，影响当地社会的稳定。
第二，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从形式上看，由于各少数民族脱胎于不同的社会形态，长期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其家族的形态、发育程度千差万别，如前所述，既有较为原始的氏族、母系制、父系制和体现得不那么分明的世系群体也构成某种形式的“家族系统”（如边疆“直过民族”），也有植根于奴隶社会的大大小小的各类“家支”（如凉山彝族），又有长期与汉族交往和杂居并受其影响而形成的较为成熟的“家族系统”。从内容上看，家族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受不同民族文化和民族社会生活的浸润和影响，不同民族的家族所体现出来的族规、族约、族训等内容也各有不同，即使是在同一民族的不同家族间也各具特色。如贵州榕江县计划乡的侯姓苗族禁杀猴和吃猴肉；王姓则禁止杀狗和吃狗肉；丹寨岑姓苗族，若族中有成年人病死，全家都得忌荤；四川古蔺县的苗族，有的家族忌谈虎说熊，更不能捕杀和伤害它们等等。倘若家族内有违忌者，定将受到谴责或制裁。［4］（P48）正因为上述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民族地区的家族势力在复兴的过程中表现各异，对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因族因地而异。
第三，家族关系的复杂性。民族地区家族关系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家族观念与各种宗教（原始或现代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各种民族感情、民族自我意识交织在一起，影响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敏感性。在同一民族内部，其成员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家族关系，个人行为中，他人取向占支配地位，个人行动受家族关系的制约，个人利益通过家族利益来实现，在许多“直过民族”中，个人的政治行动也是通过不同家族代表的共同参与，形成联盟，用原始民主制的方式来实现（到解放初都普遍存在）。这种观念和族内的交往方式近年来又有某种程度的复活。在不同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尤其是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家族观念往往裹挟着浓厚的民族宗教观念和感情，突显家族的民族和宗教背景，从而使矛盾和冲突复杂化，这在多民族散杂居、聚居的地方较为突出。
这种复杂性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政治生活中，民族宗教权威与某一特定家族权威的同构现象。众所周知，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社会中，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有很高的威望，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起着某种权威类型的作用和功能。解放后这些权威逐渐衰落，让位于以法律为基础和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权威也有某种程度的复活，而这些权威的载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往往是某个家族的“族长”或权威，从而出现了民族宗教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构，民族宗教权威强化了该家族在村落中的权威。由此，该家族成员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政治资源，出现了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这无论是在乡村政治发展过程中，即村民自治的实践中，还是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发展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传统社会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重新复活，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专门针对民族地区村落家族复兴的研究却极为罕见。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家族的复兴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出现的。所以，如国内多数学者所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家族势力复兴的根本原因，民族地区村落家族的复兴也不例外，只不过其内容、表现形式、影响范围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各有所别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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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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