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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2005年，文化部组织开展了新世纪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随后逐步建立了四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评审认定体系。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4155项。有统计显示，近年来中央和省级财政已累计投入17.89亿元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个全国性、系统性的科学保护体系正在逐步形成。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稳步推进的过程中，非遗发展也存在着“冰火两重天”。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中进行审议的非遗法草案无疑是对这些问题的制度化求解。
冰：部分非遗后继无人
清末，北京正阳门外有条“灯笼大街”。因民间宫灯、花灯多出于此处林立的灯店而得名。这些店铺前面营业招呼应酬客人，后面是作坊进行操作，客人们可以看见整个生产过程，也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创意和要求。设计图纸、选料开料、制作灯架、灯扇绘画……看得游人流连忘返。这条街上，最有名气的当数“文盛斋”。
从上海世博会回溯95年，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北京“文盛斋灯画扇庄”以宫灯等工艺品参会，一举获得两块金牌，载誉而归。由此，古色古香的宫灯在国际市场上打开销路，远销欧美各国，成为传统出口商品。
而今，北京宫灯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文盛斋经合并，成为目前的保护单位：北京市美术红灯厂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灯厂)。宫灯设计制作的手艺，传承到了红灯厂美术设计师马元良的手中。
始于明朝的北京宫灯，穿过历史的长河，没了当年“灯市千光照，花焰万枝开”的繁盛。虽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却在时空的坐标中，渐行渐远，面临消失。由于外销渠道不畅，成本较高，加之古色古香的宫灯如何融入现代家居风格的问题没有解决，厂子销售出现严重困难。
“已经停产快两年了。”马元良叹了口气说。作为厂里唯一的高级设计人员，他说自己成了“晴雨表”。上世纪70、80年代熬通宵设计图纸的日子一去不返，现在基本上“没活儿可干”。
没有订单，收入就上不去，新人进不来。他50岁的时候就想带徒弟，现在快70了，马元良的愿望还没能实现。“厂里一线的职员，每个月工资1000块钱左右。活儿又辛苦，这样的条件，没法吸引年轻人。”厂长杜杨说，自己来这儿27年了，没进过一个新人。
不管什么时候路过天安门，马元良总下意识地抬头往城楼上张望。休息厅里还挂着他和同事为35年国庆设计的宫灯。
火：非遗变成“摇钱树”
前不久，“中国丹霞”地貌成为中国的第40项世界自然遗产，一时间中国再掀“遗产热”。根据住建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包括杭州西湖在内的35个项目正式备选申遗，而各地跃跃欲试提出申遗的已经排队到下个世纪。
“一些地方政府把劲儿都使到申报前，一旦申遗成功，得到国家相关部门认定后，地方政府的政绩完成了，就又是庆祝会又是文化节的，具体的保护工作却被扔到一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冯骥才接受采访时说，重申报、轻保护，甚至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的现象，如今在全国普遍存在。
有专家指出，部分地区把非遗当成摇钱树，甚至出现了误把非遗当作行业垄断特权的现象，一旦确定了某个保护单位和传承人，便不允许他人发展该项目，完全背离了设置保护名录的初衷。
由此，人们开始怀疑这股积极申遗的热情，是否缘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更有专家发出警示：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
求解
落实保护责任推出机制
“很多年以后，宫灯会不会成为一个档案里才能查得到的词语？”马元良闭起眼睛想象：微风吹拂，丝穗摇曳，六方宫灯上仿佛飞龙抖动，“真可惜了这种美”。
据悉，60年间，我国传统剧种损失了三分之一；消失的舞蹈类遗产超过20多年前统计总量的三成，其中河北、山西两省近三分之二的传统舞蹈失传。
“非遗保护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工作规划中，落实责任，纳入财政预算。”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文化室主任朱兵说，这项保障制度已经在目前的非遗草案中有所体现。
另一方面，随着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逐步加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已有1028项。同时，各省市乃至县一级也相继建立遗产名录。但是目前的名录“只进不出”，为此，专家建议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非遗名录”应该效仿世界文化遗产的管理办法，对已进入名录的遗产设立警告和除名机制。
朱兵说，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下，农业社会一些依靠口传身授予以传承的文化遗产不断消失，亟须通过立法明确有关制度，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
“把这些年非遗保护的措施、方法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体现了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是更高层次的保护。”朱兵说。
对于非遗草案，马元良有自己的期待。“市场问题需要自身解决，希望法律的出台能够对招徒进行补贴，毕竟有新人，才能传承。”（京华时报 记者 孙乾 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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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京华时报 2010-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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