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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方志学家梁洪生教授说：“宋以后的传统社会中，各朝统治政策都与家庭建设理论并行不悖。特别明后期，家族伦理经过文化人的宣教普及而深入于乡民之中，使之成为一种日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观念传承。以后几百年间修谱建祠及集体祭祖等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常识，并在此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形成行为规范。而建国以后，基本政策一直以家族建设与活动为打击对象……修谱活动出现了近四十年的断层，绝大多数‘文化人’连旧谱都看不懂了。”③我国史学界对族谱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偏见，国史、方志的整理、研究备受重视，地方志的编修有专门机构、人员和经费，记载各级官员的交替传承，功劳政绩。而民间族谱却被打人另册，屡遭灭顶之灾。老百姓自己筹款修谱，记录自己的历史与血缘传承，往往被斥之为“封建宗族派性”，禁止之声不绝于耳。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偏向。
如果说族谱是封建产物，是宣扬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秩序的东西，那么封建朝代的正史、方志又何尝不是？封建正史方志可以整理研究，为什么单单族谱必须焚尽而后快呢？莫非历史真的只有少数杰出人物的活动才具价值？史学只能是帝王将相与少数杰出人物的专用品？莫非只有正史、方志才是文化遗产，而族谱只能是“封建糟粕”？如果因族谱中存在作伪、失实、攀附、篡改之辞，学术界便嗤之以鼻，不以为信，不能登“大雅之堂”，但这些毛病官修史志与文人著述中也常见，有的比族谱还更严重，梁启超也说过：“吾中国官犊上文字，多不足措信。”④例如《宋史》及司马光《谏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等书诬陷攻击王安石，就令数百年后的金溪人蔡上翔拍案而起，穷27年之工，参阅千卷文献，写出《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辨宋史之诬”。⑤官修史书中美化当权者，篡改史实，遮讳统治者种种拭父淫乱的事实，真是数不胜数，何以史家依然引录不误？其实，族谱的编修是极其慎重的，但因人口繁衍，分支析派，散居各地，年久岁湮，各支派宗谱的详略、叙述便难以一致，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其谱的真实性。国内以岳飞为先祖的《岳氏家谱》就有4部，分别在云南、湖南、江苏三省；临川、东乡、金溪与王安石家族相关的宗谱本人即见10部之多，其中当然难免有不合之处。只有对不同版别不同支派的族谱相互参证，深入探究，才可求得真相，不可轻易认定某谱某事某人为杜撰，不可因某一事伪，而讲整谱皆伪，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族谱研究十分薄弱，一是收藏偏少、分散，不便利用；二是长期的思想禁锢，学人观念落后僵化，丧失了司马迁那种“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勇气，甚至丧失了学者起码的尊重历史事实的品格，极少有人下扎实功夫，深入研究族谱。故我们对族谱宝藏的开发、利用、研究、创新还处于初始阶段，美国学者铁尔福特在第一次世界家谱记录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家谱和世系家谱，是中国家史学者和家谱工作者进行研究的重要史料，而它的其它方面的研究价值则刚刚开始被人们认识到。”⑥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地方图书馆第一要务应是搜集本地方的文献史料，而每部族谱几乎可说都是“孤本”，搜集有较大难度，不象买书那么容易。但我们应该看到，外国人对我国的地方志、谱喋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日本人为取得洪秀全家族的《洪氏宗谱》，“九一八”事变前后两次派人冒称是洪氏逃往海外的后裔，想尽方法让族人视为同宗，盗走洪谱，真可谓奸谋百出，费尽心机。解放后我国史学界因研究太平天国需要，遍搜洪谱而不得。后来还是日本友人东京大学小岛晋治教授将《洪氏宗谱》复印寄赠，才解决了太平天国研究中的这个难题。⑦美国学者研究徽商，也主要得益干安徽的地方志和族谱。我们经“土改”和“文革”焚毁了大批谱牒，无疑增加了搜集的困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保护文化的却往往是文化很少或者没有文化的农民。“文革”中文化人噪若寒蝉，纷纷交出或私下销毁古籍文献以求自保之时，往往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敢于火中取栗，把造反造来的族谱“偷”走保存。关键时候他们更显得大智大勇，例如用泥巴把砖雕石刻、石碑文字糊起来，上面写上“毛主席万岁”，止于是造反派就不敢去砸了。是他们有的把族谱藏于暗处，誓打死不交；有的缝于衣被，日夜不离；以种种办法保住了大批村姓谱牒，为改革开放之后的“修谱热”提供了绍续前代、承接历史的司能。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个不大不小的“修谱热”，是有深刻的传统与社会原因和农民深层文化心理需求原因的。
从普遍意义上说，每种谱牒都具有其特殊价俏，应予保护与收藏。它可能一直无用，也可能有朝一日千金难求。宋、元、明版的谱牒存世极少了，乐安县流坑明万历十年的《董氏族谱》已属二级文物。现存多为晚清与民国所修，但我们决不可轻弃之。要集全中国族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各地图书馆应尽量搜集本行政区内谱牒，集腋成裘，这样一市一省的图书馆系统就能编成藏谱总目，藏谱就能蔚为大观了。
现今收藏谱牒，本人认为有五种有效方法。（1） 原本购买。有的地方新谱修成，旧本便被搁置或废弃，这时有效介人，可能购买成功；（2）借阅复制。在村族中开明人士的支持帮助下借阅其谱，然后复制收藏；（3）适时购藏当代族谱。族谱打着很强的时代烙印，当代谱必然要为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服务。当代编谱多数地方为了减少村民负担，往往允许族人出钱购买，如果适时表达图书馆的购藏意愿，一般都能得到群众支持。现今还有一个趋势，全国性的同姓总修大部头的“通谱”，如广西的《中国吴氏通书》。⑧四川的《全国苏氏通谱》等，这类书汇总了数省的同姓族谱资料，信息量很大，又多为正规出版社出版，只要汇款即可买到。（4）旧货市场或旧书摊淘购。常见旧谱摆在地摊上，这是收荒人走村串乡以废纸价或低价收来的，多为村人废弃的残本，故价格低廉，如能碰上“谱头”或善本，则应购下。（5）关注旧书信息。石家庄有一种《藏书报》（原名《旧书交流报》），刊载全国各地旧书市场与旧书转让信息，其中常有族谱身影，多为书摊业主或私人藏书的转让，间或还有少数珍稀版本。笔者认为，有关方面抓住时机，完全可以收藏到大批谱牒。这里，还需要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1）有一定的资金专款；（2）有一两个有责任心、有一定水平的工作人员专负其责。满足了这两条，必有所成。当然，如果以急功近利的眼光看，收来一大堆谱牒，可能只是一堆废纸而已，但想想“天一阁”范氏400年前搜罗的大批地方志、政书、实录、各地诗文集等又为几个学者所用了呢？其价值不还是存在吗。
学术大师梁启超说：“我国乡村家家有谱，实可谓史学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污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语，惮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也。”⑨大师的期盼正在苏复的中国逐步实现，或许族谱的研究，将使我国史学别开新面，而实现向现代史学转化的质的飞跃。
（原文载于《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06年04期，注释等请参加纸媒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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