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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 褚国飞:不断提出问题 推动思想进步
  作者:汤一介 褚国飞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5-01 | 点击数:10322
 

  中国有悠久、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

  从20世纪末以来,我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这是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时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西方解释学已经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不仅用来解释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艺术学都可以用解释学来解释。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解释学?我认为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解释学,但却有长久而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西方解释学成为真正解释学,也是在19世纪末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他们完成的,当然解释经典的传统在西方也是很早的,主要是解释《圣经》。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解释学,在历史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系统的学科,但解释经典的历史是很长的。比如《左传》解释《春秋》,那是在公元前300多年前甚至在前400年,这比西方解释《圣经》要早;《易传》解释《易经》,那是在公元前300年,也很早;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是在公元前200多年开始的。所以我们有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没有把它形成解释哲学体系。那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材料,参照西方解释学,来形成独特的中国解释学?如今,山东大学的《中国诠释学》已经出了6集,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为此写了5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

  我大概是1999年在费孝通主持的一次会上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一想法的,西方学者稍早一点已提出了这一问题。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认为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古犹太和古波斯几乎同时出现一批思想家,而且彼此之间没有接触,孔子、老子不知道柏拉图、苏格拉底,他们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时代这批思想家几乎是在互不影响下独立发展的,为什么?从世界大发展的角度讲,当时世界正经历着大发展:中国是春秋战国大发展的时代,印度的佛教是在与婆罗门教争斗、反对婆罗门教的等级制度这一过程中发展而来的,希腊哲学的繁荣背景也正逢希腊城邦制特别是早期民主思想的出现。所以雅斯贝尔斯有一段话说,他们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可是在以后的2000多年中,逐渐互相影响,而每一次文化新的飞跃,都回到它的起点,然后“燃起火焰”。这期间文化的复兴,特别是中国、印度和西方文化的复兴,都是回到原点。从历史看确实如此,比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回到古希腊,中国宋明理学回到先秦孔孟的儒学。

  如今的世界又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就是“全球化”的出现。“轴心时代”的各种文化没有互相影响,现在彼此间影响越来越大,这是否会出现世界大转变,是否会产生新的思想家,是否预示新的“轴心时代”的到来呢?从中国的形势上看,我们国学的复兴还是很初步的,可是苗头已经逐渐出来,现在不仅是大学里有国学院的成立,中小学也在背诵古书,社会上有些社区也在讲,它逐渐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比如,北新桥街道就在孔庙办了讲习班,是针对市民的,我也去讲过。北京大学也办了讲学班,是针对企业家的。这一潮流,也影响着我国的高层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将对有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还应注意到,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在深入研究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对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有较深的了解。我认为,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必须在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特别是西方先进文化中的优秀成果中“复兴”,必须在努力寻求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意义的资源中“复兴”。因此,我们期待着和各国的学者一起为建设全球化形势下文化上的“新轴心时代”的早日到来而努力。

  印度也一样,上世纪中期开始,他们提出要复兴印度教并将之立为国教。印度原来是英国殖民地,他们认为要复兴首先必须得把自己的文化树立起来。这种想法早在甘地时期就提出了,其后人民党明确提出印度教应该成为指导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指导思想。西方也是如此,最近有一本书《欧洲梦》就指出他们不必走美国的道路,不要过奢侈的生活,提倡只要过一种比较安康幸福的生活就可以了。特别要看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因为现代化的社会已经发展了二三百年,现在问题很多,由此而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目的就是解构现代性。

  中国社会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

  记者:儒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而且也一直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对整个世界有很强的吸引力。现代新儒学学说是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其社会角色并发挥作用?

  汤一介:我在《论儒学复兴》这篇文章中重点谈了这个问题。对儒学的研究可以有三个向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现在我们可以重点来发展学统的儒学。因为政统儒学的负面影响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等级制,三纲六纪,可以研究它,但不需要过多发挥它,因此我不赞成把儒学政治意识形态化。另外道统儒学,如果道统的思想过强,也就是派性过强,就会容易排斥其他学说。现在是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处于多元化的世界,不仅面对世界各民族各国家要讲多元化,甚至面对中国自身的56个民族也要考虑文化多元化的问题,所以要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化共同发展才可以,不共同发展就会引起麻烦。所以费孝通先生有一个思想很有意思:“多元一体”。中国是个多元一体的国家,我们是一个国家,但是有56个民族,如何和平相处,我们要帮助、扶持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要和他们平等对说,共同发展。这和世界形势一样,西方文化是强势文化,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如非洲等地,而不能继续掠夺,不能把西方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这样是不行的。

  要重视学统,因为在儒家的思想里,一些思想有很多空间可以发挥,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这对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会提供非常有意义的资源,为什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又比如“和而不同”的思想,可以消解文明冲突论。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文化可以有不同,但应该而且能够和平共处。不同可以和平共处,要同就没有意思了,一个大花园里只有一种花朵并不一定好看,多种多样的花配合在一起不是更好看吗?所以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对解决不同文化之间可能引起的冲突矛盾是很有意义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有两个想法,第一,他认为在不同民族之间会有文明的冲突,他认为现在是西方文化的面对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挑战。他说我们应该让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冲突,他们受益,这是他的一个构想。那么现在不是这个状况,反而是西方与伊斯兰的冲突越来越严重,我们与伊斯兰冲突不是很大。他的第二个构想,就是要把发展中国家想办法纳入他们可以控制的国际组织中间,那就完全受他们控制了。我认为,他的两个想法都是错误的。对于仅仅有利于西方的国际组织,我们应逐步改造它,使之有利于全人类。现在看来,也许金砖四国可以起一些作用。所以我觉得,在儒家思想里,有很多有待我们发掘、发挥的东西,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等等。

  现在我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即“依法治国”的问题。其实中国传统是个“礼法合制”的社会,因为从最早的《五经》看,有《礼记》、《周礼》、《仪礼》,如果看二十四史(不仅是二十四史)其中的“志”,“刑”和“礼”是分为两“志”的,正如贾谊《陈政事疏》中所说:“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当时治理国家是用这两套:刑法和礼乐,所以中国常把自己也称为“礼乐之邦”。因为礼不仅仅是起着道德教化的作用,也带有制度性质,我们传统的婚丧嫁娶都有规定的制度,因此我想研究这个问题。我招收了一个博士后,专门让他研究“礼法合制”,看看它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有没有一点意义。前几天和我们学校的一位副校长谈,他是法学教授,现在是校领导,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很重要。我说这样吧,这个题目虽是我研究的一个题目,我那位博士后也是北大法学博士,我说你也来参加,他说好啊。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我不断想问题,希望能提出一些新问题来考虑,我不一定能解决得很好,但不断提出一些新问题也总有点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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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4-22 14: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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