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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到城市：儒学教育无孔不入
东汉时期成书的《四民月令》，被看做反映洛阳地区农耕生活的论著。《四民月令》中有关于乡村学校的内容，说到“成童已上入大学”，“幼童入小学”的情形。根据原书本注，“幼童”是指九岁至十四岁的孩子。《东观汉记》中，有著名学者承宫幼时艰苦求学的故事。承宫自小是孤儿，八岁时为人牧猪为生。乡里一位名叫徐子盛的读书人，为数百名学生教授儒学经典《春秋》。承宫路过其门下，听诸生讲诵，心中欣慕，久久不愿离去，因为以“弃其猪听经”，招致雇主追寻责打。承宮为诸生所同情，于是留下来，一边为学堂打柴，一边旁听学习，后来竟然成为大儒名臣。承宫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代乡间学校的教育形式。看来，当时上至宫廷，下至山野，儒学教育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正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
汉代童蒙教育的进步，是当时文化成就的突出内容之一。汉代童蒙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有特别值得重视的地位。学习优异的孩子，得到“圣童”、“奇童”、“神童”的称号。“神童”称谓，最早就是从东汉开始使用的。
通过东汉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王充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所卖书”而实现的。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在书店读书实现学术积累的学者。据司马彪《续汉书》记录：“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东汉砖文可以看到《公羊传》文字：“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正月，王之正月也。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统也。”泥砖上刻划文字，很可能是普通劳动者所为。结合居延汉简边防军人书写文字也有“元年春，王正月”的情形，可以体会当时儒学经典在社会下层普及之广。由执政集团刻意倡导的经学学习热潮，可以说有所成功。以此确立意识形态正统并维护政治合法性的努力，也是有效的。后世的统治者，可能正是在这样的经验中找到了仿拟的标本。
“读经社会”导致的僵化与阴暗腐败
东汉社会经学“学习”气氛如此浓厚，有人认为对于稳定政局有积极的效应。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最后的总结中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他说：东汉自桓帝、灵帝时代起，政治危局的迹象已经显现，“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然而“权强之臣，息其闚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与“人诵先王言也”，儒学政治原则深入人心有密切关系。范晔说，儒学道德的约束，实现了社会安定，所以说“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意义真的是非常重要啊。这样的判断，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认真思索，我们又可以发现，儒学在当时文化教育系统中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百家之学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社会文化的发育呈畸重畸轻的倾向。以经学为主体的东汉儒学因谶纬的牵坠，在神学化的同时走向消极。不仅儒家经学的文化垄断和思想控制压抑着社会的创新力，就东汉王朝的政治威权而言，“崩离”趋势的出现，也不能说与单一化、公式化、教条化、严重僵化的文化导向所引致的思想禁锢无关。东汉是师儒兴学成就显著的时代，但是这一情形对社会演进的总体意义，还应当作全面的分析。当时江南地方得到开发，表现出突出的经济跃进。而全国的经济形势，并不可以有乐观的评价。从现有户口统计数字看，汉和帝至汉质帝时代，虽然并没有发生严重的战乱，人口却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从东汉后期的历史看，正统儒学不能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亦无力挽救政治危局。
回顾当时的学术史，我们看到，随着东汉儒学地位的上升，学界同时也出现了阴暗与腐败。《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指出，“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的现象，“遂至忿争，更相言告”的现象，“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的现象，都有发生。“举秀才，不知书”的批评已经成为民谚（《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抱朴子》），反映儒者徒有虚名的情形相当普遍。顾炎武以为这种“滥举”的现象，“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
“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
面对东汉晚期的黑暗政治，太学生运动和党人的抗争表现出激进的斗争精神。顾炎武就此有肯定的评价：“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但是这种抗争并不能扭转东汉王朝的败亡。而回避社会矛盾的处士们明哲保身的表现，得到相当普遍的认同。在腐恶强权压力下，也有蔡邕悲剧的发生。蔡邕虽高名大儒，却有附从董卓的言行。据说董卓看重蔡邕的才学，“厚相遇待”，蔡邕于是“怀其私遇，以忘大节”（《后汉书·蔡邕传》）。王允杀董卓，蔡邕流露出哀伤之意，受到严厉惩处，最终死于狱中。宋人张耒《权势》诗写道：“颇怪蔡中郎，为董受疵瑕。因之以取死，曾不念汉家。”或说“蔡中郎失身于董卓，故不为君子所与”，有人甚至说他“附董卓，以身殉之”。于是亦有“晚节不自守，一跌变前躅”的批评。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鼔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元代仍有“至今人惜蔡中郎”的诗句。人们在惋惜其才学的同时也会想到，当时渊博如蔡邕一般的大学问家，也往往不能明辨政治争斗中的“是非”。
东汉末年，一些开明士人，如后来在民间成为智慧象征的政治活动家诸葛亮等，以对实用之学以及法家文化遗产的重视，表达了对“浮华”“迂滞”的经学的厌弃。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抄写，实际上即专意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不包括儒学经典。他提示吕蒙“宜急读”的建议阅读书目，都是史书和兵书。引导思想学术新潮流的玄学的发生，以对儒学消极面的批判为观念背景，明确“托好老庄”的文化倾向。嵇康《难自然好学论》中表达的“以六经为芜秽”，“睹文籍则目燋”的态度，前则鄙儒，后则厌学，都是对东汉学风的反动。嵇康发表的所谓“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宣言，体现了经过深刻反思之后对东汉全民倾向经学的文化潮流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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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年1月27日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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