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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次旦]浅谈口头传承形式所延续的藏族文化
  作者:拉巴次旦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0-02-05 | 点击数:9191
 
 
这首歌充分说明了在远古时期,藏族人就已经按照自己的观点对自然界的形成做出了解释,这也是原始苯教的世界(斯巴)形成观之一,其内容对于现代人来讲,虽然有些离奇,但对研究远古藏民族的口传文化却有一定的价值。另外,在本文所讲的“仲”(注:东噶·洛桑赤列:《东噶藏学大词典》[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第735页。)也有“仲苯”(汉语可译作“原始苯教”)的一种解释。从这首歌我们可以断定,“仲”是宣扬“苯”教的一种手段。“苯教”作为神圣的、不易理解的教法,传播者寻找传播对象所能接受的通俗易懂的方式也是自然的。
2、“德乌” 是古代象雄语“谜语”或“隐语”的译音, 为了解事理而传授隐语,其种类繁多,如文字语言隐语、实物隐语(注:自13世纪古印度《诗镜》译成藏文后将隐语分为16类。参见东噶·洛桑赤列:《诗学明签》[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511页。)等。如松赞干布收伏象雄时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松赞干布远嫁象雄的妹妹希望她哥哥进军象雄收伏阿里,统一藏区,便通过吐蕃使者带给松赞干布一顶狐皮帽和30枚绿松石,其寓意为若有志便佩带绿松石征战象雄,若胆小怕事不敢征战象雄便请戴上此帽。(注:多布杰、拉巴群培编著,拉先译:《藏族古代文学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在这里用狐皮来隐喻胆小,用绿松石来隐喻英雄。在吐蕃开始走向兴盛时期,这种实物隐语在统一藏区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类似的实物隐语在藏族其他历史时期也屡次出现过,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时期的“圣僧图”(sdom-brtson-dam-pa), 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时期的“靴子、 羽毛和香的故事”(lham-sgro-spos-gsum), 甘丹颇章政府末期噶须曲坚尼玛屋角的“核桃和糌粑袋的故事”(star-kha-dangrtsam-khug)等等。
另外,“德乌”作为“谜语”具有测验智力的功能。如松赞干布派噶尔·禄东赞前往唐朝向唐太宗请婚时唐太宗规定,通过智力竞赛,胜者将可迎娶文成公主。噶尔大臣才智出众是与吐蕃盛行“德乌”这一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的,加之藏文史书记载,噶尔在长安期间当地相当于“占卜师”的一位老妇人曾帮他指点过。这位老妇人所扮演的角色跟当时吐蕃的“德乌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可以表明,当时“德乌”这一文化不仅是在青藏高原盛行,而且在中原也同样非常盛行。
3、“苯” 系古藏语,含有“吟唱”、“吟诵”、 “祈请”或“默诵”咒语等之意。斯内尔格罗夫(D.Snellgrove)也认为“苯”相当于古象雄语“gyer”,意为“吟诵”(注:斯内尔格罗夫:《苯教九乘》[M],伦敦:伦敦出版社,1967年,第20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苯”是大食(stag-gzig,即波斯,今称伊朗)语,其意为“根”或“根基”(注:斯塔尼米尔·卡罗扬诺夫:《伊朗与西藏——对西藏苯教的考察》[J],《西藏学刊》,1991年第4期。)。但苯教史学家南卡洛布等不少学者倾向于斯内尔格罗夫的说法。据史书记载,为维护吐蕃政权的巩固性,从象雄邀来雍仲苯教徒象雄拉德(zhang-zhung-lhalde)传授苯教并收留阿瓦南木色(a-wa-rnam-gsas)等徒弟。当时的苯教徒主要是通过为病人占卜、祈祷、修法、驱鬼等仪式来传播雍仲苯教思想,其传承形式一律为口传。自苯经产生以来,远古时期的口传文化开始在苯经里出现。如在雍仲苯教的《寂静续》(zhi-rgyud)里就记载过苯教“万物源于五行”的说法:
 
终生早于大劫(时间),无行早于终生,有为(世界、空间)先于无行,辛神先于有为,辛神发射五光,光晕形成五基。(注:贡赛宁波:《象藏文明初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据藏文史料记载,以上“三种教法”是古代象雄王朝直至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lha-thotho-ri-gnyan-btsan)护持国政的三大支柱。受雍仲苯教的影响,藏族史书记载了“天赤七王”(gnam-gyi-khribdun)如何来自天界又如何归于天界等的种种神话故事。通过许多藏文文献可以看出,当时的苯教徒与赞普之间形成一种现实上的同谋关系。一方面,赞普需要苯教徒为他们的权力和地位提供合法化辩护。另一方面,苯教徒也需要也赞普分享权力,并得到实际的好处。可见,“苯”、“仲”以及“德乌”在治理和辅佐国政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三种教法”的形成充分体现了远古时期藏族人的自然观和宗教观,它们作为口头传承不但具有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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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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