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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编者所谓“走近宗教现场”，也是尝试寻找中国境域之下的“宗教气质之变”的文化感觉，藉此同情地理解其中“生的宗教”、“半生不熟的宗教”、“熟的宗教”各自的存在状态以及彼此交织、转化的结构机制。这些不同气质类型的宗教形态，究竟是以何种文化(因文而化)方式和问题状态而进入中国的当代历史的，从而形成自己在本土中的神采和特色呢?我们要拷问的是，不同气质的宗教形态在地方特色中的色层调配，究竟是处于底色层，中间色层，还是表色层，从而呈现出怎样的整体宗教色调的表象呢?
比如，对于国人耳熟能详的“书道(法)”，一般认为太熟则媚俗，熟而能生则高雅。清代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称：
董思翁(其昌)云“作字须求熟中生”，此语度尽金针矣。山谷(黄庭坚)生中熟，东坡(苏轼)熟中生，君谟(蔡襄)、元章(米芾)亦尚有生趣。赵松雪(孟俯)一味纯熟，遂成俗派。
本辑讨论的“民间信仰”范畴，同其他作为常态信仰的散居道教，或民间佛教或生活儒教，早已“深耕化”为地方的文化惯习和日常生活中，大抵是先行属于“熟的宗教”气质的，并呈现出“一味纯熟，遂成俗派”的姿态。因此，如何审视中国宗教之“须求熟中生”的存在状态和应变之道，便隐含了我们自身对“宗教世俗化”之欧洲标准的根本质疑，也隐含了宗教进化论之话语霸权的根本质疑。
而基督宗教在与这一类“熟的宗教”的相遇中，尽管在不同的时段和畋域中富有不同的“变脸”，盖缘于其西来寄生的背景和“出神入化”的时间不长，毕竟属于“生的宗教”气质，处在“尚有生趣”与“生中熟”之间，是否会在“契理”(教会性)的根基上“契机”(处境化)，从而落实“主归中华”，入乡问俗、随俗、化俗，从而走向“一味纯熟”或者“熟中生”呢?
至于近世以来新兴的宗教“救度(渡)团体”(中外学术界或称“救赎团体”或“救世团体”[1])结社，一则寄生于本土熟化和俗化的宗教土壤中(如儒释道及民间信仰形态)，二则与各类政权处于相对紧张关系而屡受“官考”(如一贯道)，三则更须屡受他者文明冲撞下的宗教话语弱势，固然是谈不上“生的宗教”，毋宁说接近于“半生不熟”的气质而孤悬海外，远未达到“因土成俗”的入化状态。
因此，当我们借用传统的“生”“熟”范畴，来尝试诠释中国宗教整体中的三种“宗教气质”之变，或许有助于以“本土眼光”和“无处非中”的文化自信，拓展自身的“宗教理解”。
在此，我们再借用一下中医灸法对于“生”或“熟”的惯用语，藉以反观当下的中国宗教形态之“自生”的可能性与“自灸”的核准度。在针灸法中，生指少灸和火力较小；熟指多灸和火力较旺，又分小熟和大熟。《外台秘要》云：“凡灸有生熟，候人盛衰及老少也。衰老者少灸;盛壮肥实者多矣。”《千金要方》曰：“头面、目、咽，灸之最欲生、少;手臂、四肢，灸之须小熟，亦不宜多;胸、背、腹，灸之尤宜大熟;其腰脊欲须少生。大体皆须以意商量，临时迁改，应机千变万化，难以一准耳。”借喻日常生活中的宗教形态，盖其各有生存的状态和体相，温和而未伤筋动骨的对治之道便相应地具有生(力小)、熟(力大)和小熟、大熟之分。
随着近代欧美化的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宗教进化论和“政治正确”思维的冲击下，执政者大多鄙视本土“常民化宗教”为落后的封建迷信，或者“吃人的礼教”，鄙视各类新兴宗教“救度(渡)团体”为“反动会道门”，故与其说是庸医误针砭“大熟”之灸，毋宁说是乱用“一刀切”式的外科手术，来对治本土“一味纯熟”的纯俗派或“半生不熟”的随俗派了。盖因长期以来宗教管治中的“鞭打快牛”效应(棘轮效应)的发酵，诸多本土宗教形态的合法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更谈不上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自觉。特别是各类新兴宗教“救度团体”，更是因“政治错误”而被迫走向泡沫化或地下化。如何在“灸之最欲生”，“灸之须小熟”之间拿捏尺度，显然是切中当下的民间信仰或宗教救度团体的生存状态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如何在宗教的理性管治中学会承续中式的针灸自然疗法，将是适应并调适本土语境中的“宗教气质”之变的必经之路。因此，杨凤岗先生有关三色管治(红市灰市黑市)的中国宗教经济论，也相应地存在着标准相对化和在本土中的限度问题。毕竟，任何管治的成效更取决于某一宗教的结构形态和先天体质的。而管治的宽严度与宗教发展速度的对应并非如是的理性化和市场化。特别是在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中，“那些具有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融合经验的宗教形态，显然更占有发展的先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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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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