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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担当起民族志研究的基本队伍，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是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我们完整的社会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我们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自己发展起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关于全球社会的实地调查或者国外社会的民族志研究一直在呼唤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行动，近年里这种呼唤日益急切。中国已经是国际社会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和中国货已经扩散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急速地增加着占据密度，中国的时间和空间框架里都纳入了外来的大量要素。这个格局在中国孕育着对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知识需求，在国际社会则孕育着让中国学者积极主动参与当代世界知识生产的需求。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和对于外部世界的表述大致有三个形态。传统的中华帝国有一套获得海外经验、表述海外社会的途径(如朝贡体系、宗教与文化使者)和方式(史志、小说)，统治者和百姓以此轻松自信地想像外部世界。近代以来，西方所代表的外来器物和思想靠强力侵入中国社会，中国人以混合自尊和自卑、推崇和怨恨的矛盾心理想像他们的社会。现在，大量的人出国做工作性的和休闲性的旅行，在国外社会获得丰富的个人经验;另外还有更多的人与“外事”、“外贸”、“外教”、“外企”、“进出口”发生联系。在集体想像和个人经验的杂感式表达之外，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对于外国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的知识就成为国民越来越急迫的需求。在国家和政府的层次，无论是长期的国际战略还是短期和局部的外交政策，都有赖于社会科学的多个专业采用民族志方式对国际社会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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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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