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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题及叙事元素组合中顺序的稳定性规定了神话的意蕴。从今天的文学理论层面看，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要表达出受众所能接受的意义，必须符合一定的叙事规范。产生于人类早期的洪水神话也不例外。洪水再生人类神话一般情况下的母题顺序，可以放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去观察，故事元素及母题的排列顺序大致如下：
（1）发生时间→（2）洪水原因→（3）洪水征兆→（4）洪水制造者→（5）避水工具→（6）洪水遗民→（7）遗民的婚姻→（8）婚前占卜或难题考验→（9）生怪胎→（10）繁衍人类
其中，（2）（5）（7）（8）（9）（10）等都是洪水神话中普遍存在的母题。南方少数民族典型的洪水神话故事都遵循了这样一个习惯性的叙事结构，其基本组合方式是：时间——起因——故事发生——发展——再发展——结局，其中“发生”、“发展”是故事主体，可以包括若干情节或细节，而每一个情节或细节又可以节外生枝。当然，洪水故事过程已摆脱了一元发生论的传统模式，在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洪水神话叙事中，可以出现叙事元素的增减或变化，其中，辅助性元素的应用已相当普遍。但从目前见到的神话故事看，尽管有的神话中并不一定要包括上述全部环节，但顺序却大致相类，这种较为稳定的叙事模式，已潜移默化在人们的记忆中，尽管有些神话母题出现缺失，人们在阅读时也会不自觉地填充进去，或者会意识到这个故事省略了什么，由此而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主题的明确性。
二、叙事过程中的关节点及功能
南方少数民族洪水神话叙事艺术的日趋成熟，不仅表现为叙事元素组合的稳定性与丰富性，而且一些情节或细节关节点的设立方面也别具匠心，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和丰富的社会内涵。
这些关节点有不同的层次和作用。从大的层次看，主要有洪水原因、洪水制造者、避水工具、洪水遗民、洪水遗民的婚姻、婚前占卜或难题考验、生怪胎、怪胎变形等，这些层次仍能细分为更小的叙事元素或母题，即故事的关节点。以洪水的原因的设立为例，壮侗语诸族中的壮族、布依族神话说地上大旱，人间的英雄上天与雷公要水，惹得雷公水淹人间；侗族、仡佬、仫佬等则说是因为人类要吃雷公肉，激怒雷公而引发洪水；苗瑶语诸族中的苗族神话说人间英雄与雷、龙、虎等兄弟争高低或分家不均引发大水，畲族说洪水是凡人误击变形的雷公所致；到了藏缅语诸族，藏、彝、白、纳西、普米等族神话均说是由于垦荒、烧荒导致水患，等等。其中，既有人与神的矛盾、人与兽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也有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有的折射出采猎生产方式，有的反映了农耕经济的出现，有的暗示着私有制的产生。这些关节点的设定不仅与该民族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有关，也是当时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曲折反映，是文学发展规律的自然体现。
尽管一些关节点在具体表述中各具情态，但一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涵义和功能。如关于避水工具这个关节点的设置，使用概率最多的是葫芦（含花葫芦）、袋子（皮袋、皮囊、牛皮袋），其次是瓜（南瓜、大瓜瓢）、鼓（木鼓、金鼓、铜鼓）、桶（木桶、铁桶）、船（木船、铁船），再次是臼（木臼、木槽、水盆）、柜子（木箱、木柜、铜柜、铁柜），此外，还有木铺、木房、竹篮等器物以及选择山顶或树上作为避水地点。表面上看，在避水工具的选择上，各民族或一个民族的不同地区可能有所差别，但这种工具的最大特点都是一种容器或不沉于水的物体，并且常常是生产生活中常见的工具、物象。毫无疑问，出现避水工具这个关节点的原因，是人们通过想象对逃避洪水的方法做出的近乎合理的解释，尽管他们不会真的坐在这些东西里面逃避灾难，但对于防水却有着明显的合理性，这种容器或物体在表象和功能上都便于类比。特别是南方民族的葫芦非常具有典型性。葫芦作为一种在南方分布广泛的植物，从其自身的特点看，它的生长可以一直延续到北纬30度范围内的低海拔地区，并且藤蔓繁茂，极易于生长，较早地进入人类生活，作为避水工具有其现实性。再如“洪水遗民”的设定，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节点。苗族神话中的相两相芒兄妹、姜央与妹妹、巴龙与德龙兄妹，仡佬族神话中的阿仰与妹妹，布依族神话中的伏哥羲妹、赛胡细妹、天瑞天婉兄妹，基诺族神话中的玛黑玛妞兄妹，独龙族的波和南兄妹等等，在故事链的表述上，若没有这些“洪水遗民”作衔接，就无法出现人类再生的最终结果，若把这个关节点放在整个叙事过程看，叙述洪水原因时可能有“洪水遗民”的父亲斗雷公的场面，此时的“父亲”角色是故事主体，而当“洪水遗民”出现之后，叙事主体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下面的再生人类过程则由他们而完成，这个关节点既有自身的涵义和民族特征，又有洪水神话故事链组合中的明显共性，发挥着承上启下的结构功能，成为叙事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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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俗学博客-王宪昭的空间
【本文责编：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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