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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游历泰山的诗人胡祗遹，曾写到两首题为《相扑》的七绝，精心描摹了相扑比赛的空前盛况：
满前丝竹厌繁浓，勾引眈眈角抵雄。
毒手老拳毋借让，助欢鼓勇兴无穷。
臂缠红锦绣裆襦，虎搏龙拏战两夫。
自古都人元尚气，摩肩累迹隘康衢。
（《紫山大全集》卷七）
从胡诗所述，可知元代相扑赛前，有鼓乐开场，选手臂缠红锦，胯著绣襦，左扭右搏，异常激烈。一现高下，全场顿时欢呼雷动，场面动人。
由于宋元时期打擂活动的盛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相扑社团和职业性的相扑手，宋人《武林旧事》记当时有“角抵社”，显然便是由相扑手组成的社团。又书中“诸色伎艺人”记录了临安的相扑名手有王急快、撞倒山等四十余人。而元杂剧《双献功》上也写到“那泰山神庙有一等打擂台赌本事的，要与人厮打”。前文举到的擎天柱任原、山东夜叉李贵及独角牛都是这类人物。
除此之外，笔者还在元人文集（元周南瑞编《天下同文集》卷二十六） 中发现了一条关于相扑手活动的新资料。王德渊《角觝说》（至元十七年寄崔左丞）文云：
余幼从先大夫寓居磁州，磁有崔府君祠，岁以十月十日社，四方乐艺毕来献其能，而以角觝之戏殿。角觝中复择其勇且黠者殿，号曰首对。当时众人指在东者一个相语曰：“此人前年获胜于泰安庙下，去年获胜于曲阳庙下，今日又将胜矣。”
——根据王氏的记载，当时由于相扑活动举行频繁，一些职业性相扑手周游各地，作巡回比赛。如文中的那位角抵高手，便屡胜于泰安、曲阳与磁州庙会，成为一时擂台霸主。从这些片段记录上，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确称的上是泰山相扑比赛的黄金时期，不仅名手辈出，赛事频兴，而且据学者研究，其比赛规则“已经具有了现代竞技运动的体制和精神”（郑小琴、蔡海钦《从＜燕青打擂＞看北宋的相扑活动》，载《中华武术》2004年第8期）。
由于金元两朝都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基于民族压迫的考虑，对此类演武活动深怀戒心，不断下令加以限制。金初曾下“迎赛神佛禁令”，元至元十一年（1274）中书省奏请禁止“祈神赛社”，得到元帝允准。皇庆二年（1313），又因泰安东岳庙会其间发生香客刘信在火池焚子事件，元廷遂借此下令将庙会全面禁绝，时据山东东西道廉访司报称：“东岳泰山，已有皇朝颁降祀典，岁时致祭，殊非细民谄渎之事。今士农工商至于走卒、相扑、俳优、娼妓之徒，不谙礼体，每至三月，多以祈福赛还口愿，废弃生理，敛聚钱物金银器皿，鞍马衣服匹缎，不以远近，四方辐凑，百万余人，连日纷闹。……令有司岁时致祭，民间一切赛祈，并宜禁绝。”（《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禁投醮舍身烧死赛愿》）文牍中特别提到了“相扑”之徒，说明打擂已是东岳庙会的重要内容。在元廷的严厉查禁下，盛极一时的岳庙打擂渐次停息。
入明代后，随着官府的弛禁，东岳庙会再次勃兴，相扑活动也有所恢复。不过比赛地点已由岳庙大殿前转移至庙门前空场，明末散文家张岱在崇祯二年（1629）演游泰山时，曾目睹了擂台相扑的盛况。他在所著《岱志》（《瑯環文集》卷二）中记叙道：“东岳庙前，……相扑台（擂台）四五、戏台四五，数千人如蜂如蚁”。
清入主中原后，打擂活动再次受到官府限制。雍正五年（1727）十一月，清廷下诏严禁拳棒，再有教习及投师学习者皆予惩办，会武活动更被严令禁止。延续千年的岳庙打擂遂成绝响。
“东岳庙打擂”民间风俗的兴起，促进了泰山地区武术的发展。如相传创自打擂英雄燕青的“燕青拳”（又称秘宗拳），便长期传播于泰山一带。至清代中期，出现了专工此技的一代武术大师孙通，使泰山武功声闻天下。所以雍正间东河总督王士俊向皇帝的疏奏慨言：“泰安古号神州，民俗强悍，颇称难治！”这与泰山自古形成的这种尚武之风不无关系。而今每年举行的东岳庙会，仍要高筑擂台，以武会友，虽已是表演性质，但仍可藉一窥当年打擂演武的风采。
（原文载于《华夏文化》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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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浪博客—泰山周郢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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