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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是由权力控制的
哈布瓦赫说：“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这种种历史的“重新建构”依靠社会记忆，而记忆却是权力和治理的产物，也就是说，决定什么被记住和什么被忘却的是权力。权力之所以能够控制社会记忆，原因在于哈布瓦赫所论述的：“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
对历史记录的篡改和消除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因为过去是存在于个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与文化的源泉就被切断了，思想之流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统治者指定的渠道流淌。“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而“谁能控制现在就控制了过去”。
我们的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历史被改写、记忆被消磨的过程，其结果就是不该忘记的忘记了，应该记住的模糊了或者扭曲了。许多对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事件、人物、数字、经历都遭遇遗忘，要么是搁置不论，要么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而成千上万人的经历和命运，无论功过成败都是民族的文化积累和精神财富。
就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面对以往的事件和经历，设置讨论和研究的禁区也是控制记忆的权力技术。追寻历史的真相，探究过程与逻辑并从中发现社会结构性特点和规律，是社会科学的学术使命与社会担当，如若学术研究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反而成为制造迷雾、扭曲历史的权力工具，那么社会失忆与社会失语就是必然的结果。
个体记忆的宝贵和意义
哈布瓦赫说：“人们通常正是在社会之中才获得了他们的记忆的。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但“只是说明个体总是使用社会框架来记忆并不充分…… 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对这些经历的记忆当然是个人性的，是许多个体或者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如哈布瓦赫所概括的家庭、宗教群体、社会阶级等)的生活故事。正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包括苦难往往是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的产物，或者简单地说如布迪厄所强调的“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记忆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意义。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关系确立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社会历史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也表明必须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视角理解记忆的社会属性。
人们对往事的记忆尤其是对下层普通人的记忆常常是被淹没、被遮蔽的，这些记忆内容被视作无足轻重，甚至这些当事人自身也时常认为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因而回忆往事毫无意义。这类贬损记忆和自我贬低的原因就在于记忆和历史中的权力关系——历史从来就是统治者的历史、精英的历史、正式的历史和文字的历史，而“底层不能发出声音”，且底层也没有记忆。其实普通人并非记性差、忘性大，我们在多年的农村口述历史研究中发现，即使是最普通的村民村妇，对所亲历的事情都有着清楚的记忆并可以鲜活地讲述。需要我们充分意识到的是，记忆被权力控制，记忆也被权力规训。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着重探讨“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的问题，他论证的是“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记忆是“社会结构的惯性”造成的，由此，个体层面的“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行为模式”经由“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及其中象征的操演而形塑个体记忆，而操演之手当然无疑是权力。正缘于此，未被完全驯服的个体记忆才尤为珍贵和值得重视。
就中国社会而言，贯通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并由此重建社会记忆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任务之一。我们需要将中国社会独特的文明历史和文明的转型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经历和常识常理建立起联系。换言之，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记忆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叙事的有机部分。其根本的理解在于，人作为目的不可以随意泯灭于无形，人的历史不可以轻易忘却，这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回到开篇时的个案，可以说，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重量!每个人的记忆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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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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