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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民族调查的岁月里，杨毓骧曾将捉住的一只大蟒蛇养在身边，回到昆明后，将其送至动物园；还曾经在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解救过一位年轻的景颇族姑娘，使她摆脱了并不情愿的抢婚。回忆起当时的一幕幕，杨毓骧不仅感慨道，这些记忆都是他难以忘怀的珍宝。
回到昆明后，杨毓骧参与了“五种丛书”的编纂，主编了《德昂族简史简志》。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一系列政治运动中断了杨毓骧对于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文革”后期，杨毓骧调到了昆明市文化局，其后6年，他一直在昆明市电影公司工作。虽然不能直接从事民族学研究，杨毓骧却仍然关注民族学人类学这一学科，几年间，他一直通过看报纸、自学等方式了解着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情况。1979年国庆节，他被分配到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回到他钟爱的学术领域，继续从事民族研究。
杨毓骧的学术成果很多，多年来，他出版专著4部，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其中一项研究被新华社称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但相对于他多年从事民族研究积累的资料而言，这些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部分。他说：“我手头还有许多珍贵的资料，苦聪人调查笔记我有93本500余万字，还画了许多插图，照片有1600余张。后来关于契丹人的研究也有许多成果，因为各种原因没能面世。”
杨毓骧曾于世纪之交回到半个世纪前工作过的乡村，遇到曾经亲如一家的当地群众，他们仍然对调查组当年的造访历历在目，杨毓骧不禁感慨万千：“有些经历是会在生命中永远记得的。而那些珍贵的资料，以后自会慢慢地讲给后人听。”( 特约记者 郭彦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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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200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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