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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985年喜读建华弟的关于清代以孝治天下的论文，现在他将包括这个论题在内的“清代国家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形成系统的专著，十分高兴，乐于说几句既是向他道贺又是向读者介绍他治学之道的话，或许对读者阅览此书有点用处。
《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讨论了清朝的基本国策——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和以孝治天下，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对策，对待民间群体、民间风俗习惯的政策及其归宿等。所研治的对象，是清代历史的基本内容，是清代史应当研究的基础性问题，研究得成功，清代历史的轮廓就显现了，所以建华弟用“国家与社会”来概况他的此项研究，我想是甚为精当的。而学术界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尚不多见，应当说本书是一种学术贡献。
建华治学之始，从《圣谕广训》研讨清朝的孝治政策，而及于民间社会;稍后考察溺婴史、汉族民众火葬史以及岁时节日风俗史，是从民间活动讨论到政府政策，他这种研究方法的转换，用其《前言》中的话说是，“从自上而下地由国家看社会，逐渐向自下而上从社会看国家转变”，希望结合两种视角全面认识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历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研究，是认识论的提高，更是方法论的完善，会使研究来得有成效。这种方法论的讲求，是学术成功的重要原因。
建华的研究以坚实的资料为基础，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前导，从而产生出新的见解，而且具有相当的深度。清朝的满族以文化落后而人数鲜少的不利因素，能够迅速适应汉人社会的传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大帝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作者纵观历代王朝的治理经验，发现清朝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巧妙地将满族本位的统治术融合与隐藏于汉族传统政治文化中;同时发现历代的勤政爱民和孝治观念，为清朝所发扬光大，使得这些儒家经典中政治理念，成功地转变为政治实践，使清朝成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产生这样的学术观点，比较能够回答清代历史前进的缘由。
“清代国家与社会”的题目相当大，很难，或者说不可能用一部著作来结束，本书在全面、系统、深入诸方面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需要做，作者说他的研究时有中断，“有些萦绕脑际多年的题目不能集中时间研究，致使本书的内容不够全面，如果今后假以时日，或许可以补充完善”。
《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成就的获得，在于作者的勤于治学和他的独到的治学方法。十多年前，我就请他给研究生讲解研究法，特别是介绍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问题时，发觉他的发言是那样地具有新的学术信息、新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敏感性以及条理清晰。我想，这是他的成功之道的外在表现，内在的成分在于他对学术信息的深刻认知和相应的努力。在这方面，他有两个独特见解：其一是将掌握学术信息与掌握史料放在同等地位。如何研究历史，搜集与运用史料为基本手段，此乃治史者所共识，建华也是这样看的。至于对学术信息的了解，在观念上说似乎人人懂得它的重要性，实际上不少研究者忽视它。建华则不然，他能将搜集信息放在与搜集史料同样的位置，认为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与早先的学术研究状况大为不同，不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就不会做出前沿性的研究，或者做他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劳而无功。有了这种认识，就特别重视学术信息的搜集。其二是对各种学术信息的分类与反复揣摩。对搜集到的史料，治史者都知道要归类，并对其内容进行反复的理解。建华认为，对待信息资料也需要这样处理，同样要做归类与分析，他就是这样做的。此外，建华认为运用学术信息，更是学术规范问题。诚然，事关学术研究的发展，当今建设学术规范之际，尤其值得关注。
上面说到建华勤于治学，我感到他在求学时代打好了基础，基本功扎实，阅读面较广，每研究一个课题，恨不得将有关史料搜求穷尽，如研治宗族史，不仅到国内各大图书馆阅览家族谱，还去韩国、日本访问索求。有了搜集史料和搜集学术信息的高强本领，撰著学术专著，自是情理中的事情了，所以建华今年有《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明代宗族研究》、《朝鲜族谱研究》问世。一年拿出四部学术著述，是“厚积”的必然结果。建华治史二十多年，前此没有接二连三地推出大部头著作，与他的某些同辈比较，似乎有点沉默。但只有耐得某种寂寞才可能将有价值的读物奉献于世人。但凡学术根基厚重者，可以“薄发”，或者可以“不发”，可以“待发”，可以“晚发”。建华的学术态势显然属于“厚积薄发”。这种治学态度，是否应为学人的追求目标呢?愚意厚积薄发的学术成果可能更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书此以与作者共勉。
学术著作问世，可能会有不一的反响，这是正常现象，似乎不必太在乎。因为学术贵在独立思考，贵在具有“独见”，他人认可固然很好，不承认又有何关系呢!让时间去检验它。要之，我行我素可也。所谓“厚积薄发”，所谓“独立思考”，不必是此《序》文应有之内容，这是借写序的机会顺便一说而已。
冯尔康
2004年3月4日于南开大学顾真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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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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