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马在书中明确地区分了经验方法与批判方法，他说：“前一类方法倾向于取消一切审美的或其它价值判断的、科学的客观性(无价值)的公设，而第二类方法则借助于社会学和符号学的概念，发展了某些现有的美学和哲学理论，即坚持价值判断。” [7]P25这里，所谓实证 / 经验的方法就是只问“是什么”不问“为什么”，只作“事实判断”不作“价值判断”。像马克思·韦伯的“无价值”论，主张放弃主观的价值判断来理解社会现象，倾向于取消一切审美的或其他价值判断，追求科学的客观性。试问以这种态度去分析作品是否真的就能达到真正科学 / 客观 / 中立的目的呢?孰不知，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批判既定的社会秩序，以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它们不可能也不能够放弃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社会批判功能，前者只不过是靠一种虚构的客观性来掩盖这此判断而已。第二种所谓辩证 . 批判的方法就是只问“为什么”不问“是什么”，只作“价值判断”不作“事实判断”。像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评辨证派，他们则认为不可能取消文学社会学中的审美价值判断，“放弃价值判断与社会学批评的功能是不相容的”。他们采用辩证的方法，致力于揭露意识形态掩盖的特殊利益，以使自身具有批判的功能。而齐马的本文社会学则是将实证 / 经验 / 事实判断与批判 / 辩证 / 价值的“无价值”论，主张放弃主观的价值判断来理解社会现象，倾向于取消一切审美的或其他价值判断，追求科学的客观性。试问以这种态度去分析作品是否真的就能达到真正科学 / 客观 / 中立的目的呢?孰不知，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批判既定的社会秩序，以求社会的全面发展。它们不可能也不能够放弃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社会批判功能，前者只不过是靠一种虚构的客观性来掩盖这此判断而已。第二种所谓辩证 / 批判的方法就是只问“为什么”不问“是什么”，只作“价值判断”不作“事实判断”。像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评辨证派，他们则认为不可能取消文学社会学中的审美价值判断，“放弃价值判断与社会学批评的功能是不相容的”。他们采用辩证的方法，致力于揭露意识形态掩盖的特殊利益，以使自身具有批判的功能。而齐马的本文社会学则是将实证 / 经验 / 事实判断与批判 / 辩证 / 价值判断统一起来的理论。他说：“至于本书所提倡的本文社会学，则是一种能同时兼顾本文结构和产生这些本文结构的社会背景的、既是经验的又是批判的科学。” [8]P6

　　在本文社会学里，“本文分析本身便是一种经验的活动，其中在‘大学批评’里地位过分重要的直觉，在本文分析中将要让位于结构分析(不是被完全取代)”。[9]P28所以齐马十分强调是对文本的语义、词汇、话语进行实证分析，这正是其经验方法的集中体现。此外，通过对本文层次的实证分析，目的是在推论层次上找到本文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挖掘出文本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性。这是个推论的过程，是经过语义———词汇———话语这三个层次，一环扣一环彼此以前一个层次为基础的，所以分析的结论也可以经得起验证，而不是凭空或机械或抽象地找到本文与社会之间的“类似性”。因此，本文社会学是实证的、经验的批评理论。

　　与此同时，本文社会学又是批判的、辩证的。齐马在书中序言部分就强调了本文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方向：“我要把能成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因而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社会学批评，和已经不起批判作用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区别开来。”而本文社会学和那种排除了价值判断的“经验”的文学社会学的区别，则在于它“不放弃批判的评述”，是一种既“批判”又“经验”的批评理论。这种批判性不仅仅体现在本文社会学的建构方向上，以及贯穿于它对以往诸多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派的、被阿多诺、霍克海默尔和马尔库塞加以发展的理论的批判汲取过程中，而且还具体体现在：确定作品与意识形态的推论关系和揭示本文的意识形态功能。

　　确定理论、意识形态和虚构作品之间的推论关系的前提就是把握语言结构(语义、词汇、话语)向意识形态转换的过程。这个推论过程可以概括为：如果要确定文学文本及其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把社会领域看成是由各种集体语言组成的整体，即一个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而这些集体语言则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虚构作品的语义和叙述结构之中”，[10]P49“社会”经由“语言”这个中介被推论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语言环境”或“社会语言结构”，而文学“文本”也相应地被推论为“本文结构”(词汇，语义层、句法，叙述层)。然后，“本文结构”———“集体语言”———“社会语言结构”模式替代了原有的文学———语言———社会的模式。其中“集体语言”沟通了文本结构与社会语言结构。在齐马的本文社会学里，集体语言是用一个专门术语“社会方言”来表述的。“社会方言”是沟通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管道，是联结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纽带。所谓“社会方言”，则是一套代码化的词汇。这些词汇的语义，遵循二元对立的结构原则;而这些语义代码，则又是依据同构异质的基本原理所推衍出来的一整套词汇。因此，在分析作品之时，我们首先要找出文本中的“社会方言”。在文本中，社会方言是以“话语”形式出现的。因此，对于话语的分析，首先又必须找到“说话人”或“叙述主体”，即要找到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参动者模式”。只要厘定文本中的参动者模式，就可以推论出叙述行为主体的语义选择，并由此而揭示出其潜含的某集团的利益或社会意识形态性质。

　　所以，本文社会学力求确定理论和意识形态、以及理论和虚构作品之间的推论关系。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到本文的意识形态性，也就是说：“致力于理解与解释一种特定的社会和语言环境里的本文，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作出了评价。然而评价不等于一定要知道一部文学作品是‘好’是‘坏’：它追求的更是揭示一篇本文的意识形态方面，并把它们和本文的批判方面加以区别。” [11]P3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参动者模式推论出叙述行为主体的态度。因为叙述行为的主体只有在对它的话语(它的合理性、分类和叙述)所表达的社会利益和历史价值进行思考时，才可能采取一种批判的、尤其是自我批判的态度。靠着这种批判的和反省的态度，它才能在某些方面超越它自身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反省它的语言活动和这种活动所肯定的社会集体利益时，它认识了自身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同时，这种反省的和自我批判的态度，有助于它向其他社会方言和话语开放。比如在小说《局外人》中，加缪其实就是通过批判本文的叙述结构来批判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具体说就是：作为动者的“上帝”把一种“拯救使命”赋予作为主体的“人”，而人则应该为了获得客体即“魂得救”而行动。在通过他的叙述者的话语批判基督教人道主义时，加缪最终对作为叙述结构的“历史”的意义提出了怀疑。他揭示了这种结构的偶然性，并把它与特定的集团利益联系起来，显示了它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

　　综上所述，本文社会学辩证综合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将社会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以及精神分析批评三者有机结合，是一种既“经验”又“批判”的社会学批评理论。

继续浏览：1 | 2 | 3 | 4 |

文章来源：文艺学网 2006-12-10
【本文责编：思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