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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环境促使全球瘟疫“一体化”
病原体之所以得以肆虐，还要归功于历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大环境因素：大规模的对外作战是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最主要方式，也是病原体开疆辟土的最佳途径。此外，不间断的土地垦殖使自然生态受到破坏，一些新兴的传染病也可能随之发作，而日益频繁的对外贸易也在瘟疫的流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法国史学家拉杜里所言，这些条件使得全球瘟疫“一体化”。
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是城邦、国家初步建立并彼此倾轧、建立地方霸权的时期，我们也在亚述和巴比伦的记载中发现了发热病、肺结核和鼠疫。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地区性的强国纷纷向周边地区开战，建立了第一批大帝国。病原体随之跨地区作业，如在罗马帝国东征西扩建立巨大版图的过程中，大瘟疫不可避免地数次爆发。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来自东方的匈奴人所携带的病原体或许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真正实现了瘟疫在欧亚大陆一体化还是在中世纪。14世纪的“黑死病”发源于中亚，然后随着蒙古铁骑和东西方商人的足迹传遍了欧洲，造成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让人类在空间上基本完成了全球化之旅，而天花也成为病原体一统天下的代表。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还包括其他病原体）的印第安人触之即亡，总人口在一两个世纪内减少了95%。
近世环境变迁下的瘟疫图景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殖民主义的扩展，“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出现了，这便是霍乱。究其原因，从大环境上来说，殖民行为和民族冲突让区域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城市化的进程则加速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从小环境来说，工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特别是河流污染，卫生条件变得更差了。这种局面让消化道病原体活跃异常，并最终发展成了世界性瘟疫。幸运的是，这些传染病引发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公共卫生变革。细菌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医学思想上的革命，一种又一种病原体在显微镜下现身，人们逐渐掌握了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并有意采取措施控制。其中，大环境中的检疫制度与小环境中的隔离措施有力遏制了瘟疫的传播，而疫苗和抗生素的研发则为人类增加了一套“人造”免疫系统。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人类对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干预中，更多的卫生因素被考虑进来。尽管随着交通工具不断地更新换代，地球逐渐“村庄化”，但人口的流动特别是长距离的流动却渐趋规范化，这使得大环境在加快了病原体传播速度的同时，却有效控制了它们的传播途径。而对于小环境来说，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整洁，卫生设施愈发健全，清除了许多病原地的聚集死角。随着这一系列公共卫生体制的不断健全，鼠疫、天花、霍乱等传统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对病原体的胜利。当人类的免疫系统和医疗水平可以有效控制传统病原体时，后者往往以变体的形式进行反击，如在1918—1919年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界性大瘟疫，导致了1500万到2000万人的死亡，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而这一瘟疫便是由特定恶性流感族群的演化所导致，这种演化后的流感病毒，正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一种变体。另外，在1980年代才首次被确认的艾滋病今天已是世界公敌，据研究，其HIV病毒可能来自于非洲野猴。这不禁让人感叹，到底还有多少病原体，还将从动物身上袭击人类！
在大环境与小环境两方面努力
瘟疫史就是病原体与人之间的生存博弈史，人类的大、小环境的不良状态，使瘟疫的传播成为可能，而人类对大、小环境的改善又把瘟疫的生存范围压缩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但瘟疫也在为谋取生存空间而不断产生新的变体。西班牙流感爆发9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处在甲型H1N1流感病毒变体的危险之下。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于恐慌，因为西班牙流感的高死亡率要部分归因于当时小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大环境中战乱所带来的交往混乱。而今天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体制和医疗救治水平，已经在控制瘟疫流传和救治患者方面初见成效。但另一方面，对全球瘟疫一体化历程的回顾警示我们，不可盲目乐观。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瘟疫，减缓甚至阻断病原体的传播，就必须在大环境方面加强出入境检验和全球协作，并努力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之类非常规交往方式的出现。在小环境上，我们要继续改善民众的饮食、居住、医疗等条件，注意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特别是要努力弥补地区差异，减少瘟疫发源地的数量。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在面对病原体的进攻时，保持审慎的乐观。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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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7-21
【本文责编：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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