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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忠，“吴川人，元末授指挥，弱冠临戎，兵不血刃，盗皆鼠窜，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将军挥剑追逐，须臾蝗飞境外。后因鼎革，自沉于河，有司奏请授猛将军之号”（注：参见嘉庆《莒州志》卷四，类似记载并见文登、郯城、武城、无棣、沾化、邹县、博兴、荣城、胶州、高密、临朐等相关县志。）。刘猛将军刘承忠说出现最晚，而在山东方志的记载中却最有势力，“山左之祀刘猛将军久也”，“自明以来庙貌皆少年，《通礼》不误也”[12]。塑像为少年，大概与其“弱冠临戎”相一致的，因此有的方志以此为证驳斥刘宰、刘锜说[13]。由方志记载来看，山东所祀刘猛将军以刘承忠者为最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因与刘承忠载入清代祀典不无关系。从刘承忠的相关事迹来看，他弱冠临戎，江淮缉盗，安定社会秩序，获得猛将军封号无可置疑；挥剑驱蝗，卫护农业生产，又与驱蝗联系起来；鼎革自沉于河，实践了儒家伦理。刘宰不过是一个颇负文名，曾毁淫祠的儒士，刘锜不过一介武夫，本传并未载驱蝗事迹，而且刘锜的光环背后是抗金名将，这正是清统治者所忌讳的。相比而言，刘承忠作为驱蝗神最为完美的了。刘承忠说晚出，其形象经历了刻意再塑造的过程使其更符合儒家正统文化的传统。民间信仰并非以唯美主义是从，而更看重其保护农业生产的实效。民间信仰对于国家正祀之神往往有所接受，亦有所不接受，而在民间又有自己独立发展的形态。刘承忠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被政权力量推向民间社会，需要我们进一步发掘资料（注：江南地区祈报赛刘猛将军的活动，俨然与刘承忠说有很大的差异，可参见前引车锡伦、周正良文。此外，刘猛将军还有刘祫、刘锐说、放牛少年说，在山东却看不到相关记载，大概仅传播于江淮地区，并未被山东民众所接受。）。
上述诸说中，除刘承忠说之外，皆起源于江南，由宋理宗景定年间敕可以看出，刘猛将军最早发源于南方，亦见民间对于抗金的记忆。北方的刘猛将军信仰，文献记载不早于明，如前引姚福钧书及道光《胶州志》所载，自明始，山东已有刘猛将军信仰，这种信仰并未在山东地区流传开来。
刘猛将军信仰由民间到列入国家祀典之前，已存在于江南、华北民间社会中，如没有以下条件，也许刘猛将军信仰仍是区域性的、且不为官方所认可的“淫祀”，而历史的机遇来了，康熙乙亥年(1695)，沧州、静海、青县等处飞蝗蔽天，当时身为直隶守道的李维钧一面加紧捕治，一面诚心向刘猛将军祈祷，蝗遂未成灾。李维钧祈祷于被视为淫祀的刘猛将军，难道他不怕授于其政敌以把柄吗？最终他成为刘猛将军信仰的有力推动者[14]。正是由于李维钧的活动，才使得刘猛将军信仰最终突破民间崇信走上官方祀典。
李维钧(?-1727)，浙江嘉兴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贡生选授江西都昌知县后历任莒州知州、刑部员外郎、直隶守道，雍正元年(1723)，擢升为直隶巡抚，特命为总督，加兵部尚书衔。他与年羹尧交游往来，并助其隐匿财产，他的政治生命也因此而终[15]。无论李维钧怎样成为雍正时期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正是因李维钧之奏才使刘猛将军由区域性信仰而推向全国。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敕谕江南、山东、河南、山西各建立刘猛将军庙，并于畅春园择地建庙[3]。此敕谕影响深远，就山东而言，方志中所记载的刘猛将军庙多是该敕谕发布后所建，无论此前有庙与否，此时多于府州县城建立专祠。刘猛将军列入祀典时，官方只是把其作为备蝗之一端，而对盲目宣扬刘猛将军威力的，则加以限制。雍正三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江南地方有为刘猛将军立庙之处，则无蝗蝻之害；其未曾立庙，则不能无蝗。”雍正帝阅后斥其为“偏狭之见”[3]。清代中期以后，由于人口增加，人口与经济结构平衡性程度复杂化，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愈来愈大，环境愈加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民众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官方也一再虔诚祈祷，妄图诚能格天，把水旱蝗灾减到最低限度，刘猛将军于是也不断得到加封。咸丰五年(1857)，加“保康”，同治元年(1862)，加“普佑”，七年加“显应”，光绪四年(1878)加“灵惠”，五年，加“襄济”，七年，加“翊化”，十二年，加“灵孚”[16]。然而在刘猛将军信仰被列入祀典后，在山东的状况颇引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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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2005-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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