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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土文献的发现，对于学术史、思想史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夏含夷：现在说这些东西的影响还太早，从银雀山汉简、马王堆简帛、睡虎地秦简的发现，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还是太短。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之后，大家发现与现在的本子非常相似。银雀山中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证明了古代的那些传说是真的，还有《尉缭子》，以前多以为《尉缭子》是伪书，现在可以证明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于是人们就说，疑古思想是错的，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写作古史。问题是这个新古史应该像一个什么样子？李学勤先生说要“走出疑古时代”，但是并没有说走进什么时代。走出一个时代很简单，但是要走进什么时代，他并没有说，不过他给人的印象是要走进一个信古时代。
我们可以走出疑古时代，但是还不能说就能走进信古时代。虽然我们已经证明古代有《老子》、《尉缭子》、《鹖冠子》，但是它们的样子与我们现在的本子不一样，次序也不同。比如，我们该相信什么样的《缁衣》？是郭店的，还是《礼记》的？古史辨派怀疑传本的《缁衣》不是子思的著作，现在发现的《缁衣》，至少可以说是战国中期的。也许是子思自己或接近子思时代的抄写者的作品，可以证明《缁衣》是可信的。但是郭店与传本的《缁衣》有那么大的差别，我们该相信或怀疑哪一部《缁衣》呢？我们不要太极端，不要疑古、信古，也不要说释古，这些说法意义都不大，历史学说不能仅仅以信或疑为基础。
那么学术史还有重写的必要吗？
夏含夷：不论有什么样的历史，总是会有人改写的。我们有很多新的问题或新的资料，这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举个例子，美国的第七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任，到现在快两百年了。关于他的生平已经出了六部传记，几乎每三十年就有一部传记出版，六部传记都很不一样。如果把六部传记都看过，当然对安德鲁·杰克逊会很了解，但是，更重要的是会对美国历史学、思想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因为每过三十年，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安德鲁·杰克逊只是一个对象，每一代的人都想说明他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这些传记，回答的是传记作者自己时代的问题，而不是安德鲁·杰克逊时代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强逼别人不做这些事，每一代人都会有人做这样的事。
很幸运的是，对于中国上古史，我们既有新的问题，也发现了新的资料。这些新发现的资料能影响我们的问题，反过来，我们的问题也能影响这些资料。我前几年在台湾做了一个演讲，叫“重写周易”，这个题目让人觉得很恐怖，这是中国历史的经典，怎么能重写？我的意思是做注解的人会影响到经文，因此注文会影响经文。在中国古代，文本还没有固定下来的情况下，抄写者也是作注者，作注者也是抄写者，两者会混在一起。抄写者在抄写的过程中，对经文会有自己的解释，某个字应该是什么意思，他会按照自己的家法来抄写，就可以影响到经文。那些作注的人一边看一边抄写，一边作注一边传授。至少要到东汉，也许是到唐代，经文刻在石碑上，才逐渐固定下来。这个说法也许很怪，但我觉得这种情况是很有可能的。
在最后固定下来之前，文献在不断地变化。历史过程也一样，无论有没有新资料，历史都会继续改变。再过二三十年人们会重新写，我们不能说自己是历史最后的阶段。我们只是在历史完成过程中的一个点，将来还会有很多的解释。
在您研究的这个领域，西方汉学界与大陆学者的分歧似乎非常大，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您怎么看待这些分歧？
夏含夷：这个问题不简单，在还没得到博士学位之前，我的理想是让自己成为媒介或一座桥梁，把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连接起来。然而到现在我却比较悲观，当然不是完全绝望。这三十年来，中西方的交流有很大的进步，但是还有很多分歧和误解。应当说，中国学者的爱国和民族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是不能避免的。现在很多中国学者都到国外去，对国外的学说和文物都有兴趣，经常到国外去参观博物馆，跟国外的学者交流。我觉得三十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该怪中国学者，因为他们那时是被封闭的。当然，西方汉学家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认为自己是国际人物，所以没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所以很客观，这其实是另一种偏见。他们有时欺负或鄙视中国学者的民族情绪。我希望双方能越来越接近、了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1995年到1996年期间，报纸几乎每天都在登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消息，说这是中国政府最大的一个科研项目，特别是对人文科学。当断代工程结论出来的时候，有很多汉学家对此批评，说中国要造成一个新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霸权，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科学的过程。正好那时《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对断代工程有什么看法。我说了大概四十五分钟，说断代工程在某些方面错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益处的。我也说了断代工程大概是带有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成分。第二天早上，我看报纸，这篇文章还引用了其他人的观点，关于我的说法只有一句话：“夏含夷教授说断代工程带有爱国或民族主义的成分。”我说的其他四十四分钟的话都没有了。报纸刊登后，中国的学者很生气，说我批评了中国。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那四十四分钟的话更重要。断代工程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现在没人谈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错了，而且不是有个别错误，几乎全都错了，尤其是西周的年代部分。断代工程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年代系统全都错了。当然，现在要批评断代工程，应该写一篇学术文章，这个将来我应该会做。
西方与中国学术界之间，应该可以沟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沟通。现在中国学术界也在采用我的学术成果，不太说“美国学者夏含夷”，只是说“夏含夷”怎样说，等于把我看待成与中国学者一样。我们只要考虑观点的对错，不要考虑具体是哪个国家的学者说的。我现在不太参加西方学术界的活动，学术文章也大多是用中文写的，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对我有反感，说我太中国化了。但是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学术交流的桥梁。我现在不太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学者的成果，反过来也是如此。我只想做自己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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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2009-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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