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民俗志

　　宗教信仰本身就有着排他性。鸦片战争以来，伴随殖民统治，天主教在中国乡村特有的传播历史，以及今天“行好的”看来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待遇，梨区“行好的”和“奉教的”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和对峙。这也使得在梨区传播历史不算短暂的天主教仍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传播，几乎仅限于纵向的家庭传承。至今，按照官方的统计，“奉教的”仅仅约占梨区总人口的2.6%。同时，在总体上，“奉教的”对陌生的他者反而表现出一定的封闭性。“行好的”则不同，尽管难以得到政府公开的认可和支持，但大家总是尽可能把老辈人时就有的本村庙会搞得红红火火。连同附近非梨区的个别村落，主要由梨区各村中老年人为主体的“行好的”形成的近百个庙会组织纷纷在不同时日，同与自己往来密切的庙会互串“过会”，互相敬拜、唱诵对方的神灵，形成了一个存在交换与礼尚往来的“庙会圈”。这使得在当今的梨区，虽然村庙罕见，但规模大小不一的庙会则此起彼伏。这样，除了与自然季节变换及与之相联系的梨的生产周期，以及由诞生、婚礼、葬礼等节点为标志的人的生命周期，“行好的”生活中还多了其他地区少见的庙会生活周期。

　　与以往不同，由于现在交通便利，“行好的”前往他村过会主要是在上午，现今的庙会也就少了昔日常见的茶棚。由于几乎没有可能重建村庙，临时搭建神棚过会成了梨区庙会的主要形式。庙会的举办者为他村前来过会的庙会组织、香客提供午饭——斋饭，通常是馒头和有粉条、白菜的汤。除供奉的主神外，各个庙会一般都在神棚中挂有标示天地三界很多神灵的神马。

　　梨区的乡镇干部现在已经互调，不能在本乡镇为官，他们宣传科学，反对迷信。但是，与多数梨区人一样，这些基层干部同样在相同的民俗文化环境中长大，并有家人、亲戚的羁绊，再加之在梨区仍在传播的神灵惩戒不敬者传说的象征恐怖主义(symbolic terrorism)，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仍然在事实上是本土“集体信仰者”(a community of believers)中的一员[6] (P97—101)。作为生活世界中身不由己的个体，他们只能对神灵采取敬畏或者敬而远之的态度。因此，虽然多数在任的基层官员绝不会在庙会这种公开场合祭拜地方性神灵，甚至不会出现在神棚内，但他们也不会像改革开放前的官员一样，以捣毁神像、禁止过会为己任。相反，由于早些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政方针，以及近几年政府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使得他们也尽可能利用这些虽然有求神拜佛活动、但却可能带来经济效益、提升政绩的传统。这样，在多数时候，求神拜佛、“看香”等仪式实践行为也就在官方的表述中退居幕后，成为官民共谋的、少数“只做不说”的事情之一(注：“看香”当地人又叫“打香”，指“香道的”在庙会期间的神棚中或平日的家居中，通过观察一把香或三炷香的燃势给求助者预言吉凶祸福。)

　　与在任的、不时有些两难的基层干部不同，从不同岗位退休还家的部分老人则加入到了“行好的”群体中，重新拾掇起儿时的记忆。他们说，自己并不信神，但过会是乡里人的习惯，回到村里，就得遵从这些习惯，而且走动走动也可以活动活动筋骨。这样，对庙会的部分解说权也就自然地被其他虔诚的“行好的”推到他们身上。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者也纷纷来到梨区，对不同的对象，尤其是对“龙牌会”等庙会进行调查研究。随之而来的还有媒体的记者。学者的询问、记者的镜头都成为庙会现场的景观，也为庙会传说的讲述提供了场景和动力。相关的研究文章和新闻报道均及时被地方精英和“行好的”回收、利用。

　　C村原本是梨区的自然村，现分为两个行政村，当地人仍习惯沿用“大集体”时的叫法，以“大队”称之。本文所说的娘娘庙会属二大队。二大队较大，占据村子靠东的三条街，一大队仅偏处西边的一条街。根据2001年的统计，二大队有3000余人。虽然有贾、刘、安、周、吴、田等姓，但贾姓人口约占全村人口的2/3，因此二大队仍算是个“一姓村”[7]。同时，贾姓在二大队的文化、政治生活中也居于主导地位。贾姓过去有祠堂和家谱。祠堂旧址是现今二大队的村委会所在地，也是二大队区域的地理中心。一直到2002年，二大队都没有“奉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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