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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聊斋志异》子弟书的“市民化”特征
1．改编的“市民化”倾向
本文所述“市民化”一语，是指存在于经文人创作又与表演密切结合的子弟书文本中，那种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怀，于不如意之中探求生活的真谛，从而充分肯定现实生存状态的观念倾向。这里的“市民化”并非指一般说唱文学的“世俗化”，“世俗化”具有普遍概括意义，而“市民化”特指其中城市居民对待生活的世俗观念。子弟书的流传地主要在城市中，创作者、表演者和接受者的市民身份，再加上《聊斋志异》故事素材的民间传播性质，使得聊斋子弟书呈现出浓厚的市民化特征。
考察21种聊斋子弟书，未比原著增加新的情节点，内容上由繁改简者居多。那么删略掉的是什么内容，删略后故事的侧重点有怎样的改变，子弟书作者又是以何为据对原著进行删略的呢？笔者试从变化较大的篇目着手分析。
第一，故事性质的变化，是改编发生的最大变化。其中《胭脂传》堪为典型。
原著《胭脂》的重点是在折狱，属一篇公案小说。子弟书《胭脂传》则是以胭脂的爱情悲剧为重点，以胭脂为核心主人公，详细叙述了胭脂择婿、思婚、托媒、拒奸等情节，之后重点在展示胭脂的悲剧性格和悲剧结局，而占去原作篇幅三分之二的毛大凶杀、鄂生和宿介蒙冤、施公复审等情节，在子弟书中却占不到三分之一。子弟书省略掉原著中许多问案细节，只用一句“三推六问真情现”便将复杂的判案过程交代过去。这样处理材料，折狱过程被大大简化，审案只不过是为了悲剧的最后完成。结尾看似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但改编者没有采用原作“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张友鹤，1962：1369）的内容，这种两情相悦的缺失，表明这个奉官断配的结局是个悲剧：“奉官断配成夫妇，也洗不净出头露面几场羞。”（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94：469）子弟书的处理将审判过程全部从略，也舍去了大段的判词，故事情节显得集中，突出表现爱情悲剧，也更好地刻画了胭脂这个人物。
这个变化表明子弟书作者对“出头露面几场羞”的特别在意，他们感觉抛头露面打官司为日后的婚姻生活蒙上了阴影，因而没有像原作那样去大力颂扬清官，而是对爱情和婚姻有所思考。这种爱情悲剧的凄婉形态打破了一般的大团圆处理方式，可以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留给人们空间去想象、揣度这种有阴影的婚姻将会遭遇到的阻碍。这两种不同的侧重点源于作者的创作心理：蒲松龄作为一个时常目睹现实黑暗又因地位的低微无法改造现实的封建文人，自然而然会把希望寄托在能够明察秋毫的清官身上；而子弟书作者，从这样的判案题材中更多地把注意力转向了家庭生活。
第二，情节被合并或省略。主要有《凤仙传》、《马介甫》、《葛巾传》、《梦中梦》几种，现选取《凤仙传》（全一回）为例分析。
《凤仙传》（全一回）略去原作多处细节，如凤仙与姐姐八仙的争斗、凤仙以法术捕获大盗之事。子弟书在叙述凤仙与刘生的结缘由来之后，重点放在凤仙赠镜勉婿这件事上，虽也提到刘生在皮翁寿诞宴席上遭冷落与八仙对凤仙的嘲讽，但只用“满座中尽情轩轾言三语四，把一个好胜的姑娘气得粉面含嗔”一句交代过去。子弟书作者在篇首便叹道“闺中果有怜才妇，天下应无不第人”，“笑凤仙能将奇想规姣婿，妙现莲花镜里神”。这个中心事件凸显了凤仙的“贤内助”形象，将其作为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来称赞。如果说原作更多的是在嘲讽“白眼视衣贫”的势利眼，那么子弟书就是借凤仙这个形象传达出对理想妻子的评判标准，为“帮夫”的好妻子树立起一个典范。
第三，主人公的重要程度发生转化。主要篇目有《秋容》、《莲香》、《颜如玉》，现以《秋容》为例具体说明。
《秋容》是根据《聊斋志异》卷六《小谢》改编的，从题目上就可看出主人公的变化：原著以小谢为第一女主角，子弟书以秋容为第一女主角。原著中的小谢聪慧灵巧，有很强的颖悟力，个性鲜明突出，尤其在后来投胎时的挫折，更易令人对她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秋容的形象就较为平淡。子弟书对秋容、小谢的基本形象定位以秋容为先，虽在刻画人物上笔墨相当，没有显得谁的形象更突出些，但删略掉原作中一些塑造小谢的文字，尤其是将小谢未得投胎前在陶生、秋容夫妇房中哀哭的情节略去，仅以“哭哀哀求书生再把道人求”一句带过，省去的文字恰是可以凸显小谢这个人物的。其实秋容、小谢二女之于陶生在地位上是持平的，但何以对作品命名时只取其一呢？这也许是作者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偏好使然。蒲松龄喜欢聪颖机灵的小谢，子弟书作者则偏爱直爽老成的秋容，所以就在题目上显示出这种喜好了。
但我们仍要追问这种偏好的深层动机。蒲松龄作为经常在外做“幕宾”教书的先生，难免孤寂落寞，其妻刘氏属温谨朴讷之人，所以他在感情上会倾向于热情活泼、聪慧机灵类型的女性，在作品中便表现出对这类女性的偏好，她们的热情和聪慧可以适应蒲松龄这类文人在视觉、心灵上的多重需要。故事中的陶生双美并收，而子弟书作者更加倾向于秋容这一类型的女性。相对小谢而言，秋容要老成深沉一些，并且性格更为成熟、坚强，虽然少了一点小谢的俏皮灵动，但作为配偶来说却是个不错的选择。由此看来，子弟书作者的婚姻观也是更加讲求实际的：多数故事体现出一个男性共同的择偶标准——既美且贤又可以帮夫，正是理想妻子的典范。女主人公的这些共性，反映了聊斋子弟书作者及听众在对女性人物喜好方面的市民化倾向。
2．“诗篇”对“异史氏曰”的市民化融会
子弟书在结构上有一特征：一段书在篇首、回首或结尾收束处都有议论、总结性的诗句，篇首、回首多是八句的七言诗，叙述作者的写作动机或总括全书大意、点明作品的题旨，名曰“诗篇”，俗称“头行”。
聊斋子弟书“诗篇”可看做与原著的“异史氏曰”相类似的构成部分。“异史氏曰”是《聊斋志异》一大特色：它在作品的故事情节与形式结构之外，不妨碍事件、结构的完整性，却为作品的正文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人豁然开朗，并能加深对主题和构思的理解。聊斋子弟书篇首的“诗篇”同样是表达题旨与说明写作意图的，在与原著“异史氏曰”进行的比照中，可以看出子弟书作者在融会之中以何种形式体现出“市民化”的意味。
聊斋子弟书“诗篇”表达的写作意图对原著“异史氏曰”的题旨进行了大体继承，兹举例说明：
《秋容》，原著“异史氏曰”：“绝世佳人，求一而难之，何遽得两哉！事千古而一见，惟不私奔女者能遘之也。道士其仙耶？何术之神也！苟有其术，丑鬼可交耳。”
子弟书“诗篇”云：“凄风苦雨夜窗幽，坐对残篇拭倦眸。畸士背人能古道，名媛作鬼亦风流。拈来戏语都成趣，话到前因鬼也愁。我笑陶生真倜傥，谈经夜与鬼淹留。”
《梦中梦》，“异史氏曰”：“福善祸淫，天之常道。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是时方寸中，宫室妻妾，无所不有。然而梦固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
头回“入梦”之“诗篇”：“星卜何须苦认真，浮生若梦古人云。朝为位重多金客，夕作刀山剑树魂。宰辅奸佞即妾妇，宦室侈汰倏乞人。假里归真真里假，后世因为前世因。”
二回“热梦”之“诗篇”：“富贵浮云转眼中，人生何必苦经营。塞翁得马安知福，郑子复蕉总属空。倚翠偎红虚伉俪，绶黄衣紫假簪缨。看明世事炎凉态，自可以悲悯化而为和中。”二者均发“浮生若梦”之感叹。原著说理为主，子弟书劝诫为主。
虽然在精神意旨上大体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种不同体裁、不同语言风格的叙述中体会到一些变异。这是从叙述语气上看出的——与原著抒发感慨时相对犀利的语气相比，子弟书显得更为温和，具体说来，“异史氏曰”常用“嗟乎”、“……也”之类的感叹与“……哉”、“……耶”之类的反诘语气，读者可从中感受到那种浓烈的情感和深刻的批判，而子弟书则在较为平稳的韵文叙述中以“劝世人”、“笑……”“我笑……”之类的劝诫和感叹口吻进行讲述，虽说讲的是同样的道理，但在愤懑程度上就比原著减弱很多；再者原著的句式参差，起伏较大，读来铿锵，而子弟书的“诗篇”语句是较为齐整的，读来比较平缓。因而“诗篇”在语气上也呈现出一种温和化的倾向。那么，这种语气温和化何以与“诗篇”的市民化相联系呢？原因在于，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是为“浇胸中垒块愁”的，正如他在《聊斋志异自序》里提到的创作动因：“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张友鹤，1962：4）他在行文中，情绪表现得较为愤激；而在市民中说唱的故事，则讲究它的实际功用，为令人们听来更加入耳，便会选择温和的劝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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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苑出版社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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